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东侨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宁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宁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专业化组织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促进廉政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福建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代建制，是指政府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实施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安全和工期，项目建成后交付使用单位的制度。
本办法所称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纳入市级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间接融资资金以及市级政府管理的其他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第三条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原则，先在市级政府非经营性投资项目中试行，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
下列市级政府非经营性投资项目，凡是项目总投资达到500万元且政府投资占项目总投资50%及以上的，均可依照本办法推行代建制工作：
（一）市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检察审判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以及业务用房项目；
（二）市属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社会福利及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项目；
（三）市属劳教所、行政拘留所、戒毒所、看守所等政法设施；
（四）非经营性的城建、交通、水利、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项目；
（五）其他非经营性公用事业项目。
第四条 代建工作的开展，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第五条 代建项目分为全过程代建和分阶段代建两种。全过程代建，即由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从项目建议书批复后直至竣工验收实行全过程管理；分阶段代建，即将代建项目分成前期工作和建设实施两阶段分别委托代建单位进行管理。
第六条 代建项目实行合同管理，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将本办法所规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及奖惩规定等内容写入代建合同；对全过程或者建设实施阶段的代建单位，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在代建合同中明确由其对代建项目的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
积极推行代建项目工程质量保险制度，鼓励代建单位牵头，就建设工程项目统一投保。
第七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协调市级政府投资项目推行代建制工作，按照投资管理权限和建设程序规定审批代建项目，对代建项目实施投资管理和监督。市财政局负责代建项目的财政财务管理和监督。市建设、审计、监察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项目代建过程中的相关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组织实施单位和使用单位职责
第八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市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办公用房及业务用房项目代建制的组织实施工作；其他市级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组织实施工作，原则上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或使用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以下统称组织实施部门），并按照各自职能对代建项目进行监督管理。
组织实施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协助项目使用单位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
（二）组织开展代建单位的招标工作，与代建单位签订项目代建合同，并将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及代建合同报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和建设局等部门备案；
（三）会同使用单位组织开展监理单位的招标工作，与监理单位签订监理合同；
（四）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
（五）审核并汇总上报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审定其中的非财政资金计划；
（六）根据市政府及其授权部门下达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市财政局批准的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向市财政局提出项目用款申请，并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的管理和拨付；
（七）协调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监理单位和勘察设计单位关系，对项目代建过程进行检查监督；
（八）参与项目竣工验收，组织项目移交工作。
第九条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单位应当承担下列职责：
（一）根据项目需求和功能定位，会同组织实施部门提出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编制项目建议书，按规定程序报批；
（二）根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会同组织实施部门提出项目使用功能配置、建设标准；
（三）参与组织项目监理招标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审查，对设计及变更的合理性提出建议；
（四）协助项目代建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参与项目竣工验收；
（五）将项目代建单位依照本办法规定代编并提交的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送组织实施部门审核、审定；
（六）负责自筹建设资金的筹措，代建项目的接收、使用和保管。
第三章 代建单位的资格和职责
第十条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良好的财务状况和信誉；
（二）具有乙级工程咨询、乙级工程设计、乙级工程监理、乙级招标代理、乙级工程造价咨询、施工总承包一级和房地产开发二级及以上资质之一，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专业项目管理机构或市级国有投资公司；
（三）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以及其他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符合规定的资格要求；
（四）有与代建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并制定有专门的规章制度。
国家对代建单位及其管理人员的资格条件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
（一）已被行政机关责令停业或停止承接工程任务的；
（二）近三年内承接的建设项目中发生过较大事故以上事故，或者一年内发生过两起以上一般事故，或者有重大违规、违约行为的；
（三）近五年内曾代建的项目后评价结论为不良的。
第十二条 由市建设、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采用预选代建单位的方式，建立本行业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名录，对代建单位实行代建信誉、业绩考核，动态管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列入市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名录的代建单位参与本市代建项目投标，符合招标公告规定条件的，不再对其进行资格审查。根据项目实际，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可允许列入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名录的本省代建单位参与本市代建项目投标。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预选代建单位及业绩考核的具体规则、《代建单位招标文件范本》、《委托代建合同范本》，由市建设、交通、水利等部门分行业制定后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三条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代建单位依照代建合同承担以下职责:
（一）组织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及与该阶段相关的项目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行政许可手续；
（二）依法组织项目勘察、设计等招标活动，并将招标文件和招标投标情况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备案；
（三）依法与勘察、设计单位签订项目勘察、设计合同，并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备案；
（四）组织开展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工作；
（五）代办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消防等有关行政许可手续；
（六）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项目前期工作。
第十四条 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单位依照代建合同承担以下职责:
（一） 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负责对施工图实行限额设计。在组织开展项目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与组织实施部门、使用单位沟通协调，在功能方面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单位的需要；
（二）组织项目预算（施工图预算及相关费用）编制工作，经组织实施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
（三）依法组织项目施工、主要材料设备采购等招标活动，并将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四）依法与施工、主要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签订项目施工、主要材料设备采购合同，并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备案；
（五）编制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
（六）按月向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和组织实施部门以及使用单位报送工程进度情况；
（七）代办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工报告或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必须履行的报批手续和消防、人防、市政等竣工验收前必须履行的报批手续；
（八）负责办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设计变更、概算调整等报批手续；
（九）协助监理单位组织项目中间验收，会同组织实施部门和使用单位组织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
（十）负责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经组织实施部门审查后，报市财政局审批；
（十一）负责将项目竣工及有关项目建设的技术资料完整地整理汇编移交，并按市财政局批准的资产价值向组织实施部门或使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十二）办理代建项目资产移交手续后，向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行业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报送项目代建总结报告。
（十三）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代建单位应当严格履行项目代建合同，依照合同约定对代建项目的工期、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全面负责。
代建单位应当督促项目各参建单位加强项目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为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提供法定的保障条件和措施，并向组织实施部门和市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
第十六条 代建单位不得将所承担的项目代建工作转包或分包。
代建单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直接从事代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代理等工作。
第四章 代建项目组织实施程序
第十七条 项目组织实施部门按照程序报市发展改革委审批项目建议书，应当附有建设管理形式的内容，阐明是否采用代建制和代建单位选择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直接委托）建议。
第十八条 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市发展改革委在项目建议书批复中，确定该项目是否实行代建制，并明确代建单位选择方式。
项目实行代建制的，市发展改革委应当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等抄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实行代建制的项目，达到《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及其配套文件规定的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的，应当依照规定由组织实施部门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代建单位。按照《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及其配套文件规定可以不招标的，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后，可以通过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
项目实行全过程代建或者实行前期工作代建的，确定代建单位的工作均在项目建议书批复后进行。项目实行分阶段代建的，确定前期工作代建单位的工作在项目建议书批复后进行，确定建设实施代建单位的工作在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后进行。
实行分阶段代建的，组织实施部门应当会同使用单位做好两个阶段的衔接工作。
第二十条 通过招标选择代建单位的，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责令其改正。
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组成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项目代建单位招标，应当采取综合评估法评标。招标文件所规定的评标办法应当重点考核投标人的项目建设管理人员构成、项目建设管理方案、履约信誉、代建工作业绩和财务状况等方面内容。
组织实施部门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二十一条 项目代建单位确定后，由组织实施部门与代建单位签订项目代建合同，在满足项目功能的前提下，确定项目的投资、质量、安全和进度要求。
项目代建合同应当对建筑面积、建设内容、材料标准、使用功能、内外装饰标准和具体要求等作出详细约定。
组织实施部门应当自项目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代建合同报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代建项目实行履约担保制度，签订项目代建合同前，代建单位应当向组织实施部门提供银行出具的金额不低于项目代建管理费的履约保函。具体金额根据项目行业特点，在项目招标文件中确定。
第二十二条 代建项目的监理单位由组织实施部门会同使用单位依法另行组织招标确定。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并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监理合同由组织实施部门同中标人签订。组织实施部门应当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合同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监理单位对代建项目进行独立监理，并按月向组织实施部门报送代建项目监理月报。
与项目代建单位有股权或隶属关系的单位，不得参与该项目的监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项目前期工作实行代建制的，代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项目代建合同的要求开展前期工作，前期工作深度必须达到国家规定和规范要求。
项目全过程或者建设实施阶段实行代建制的，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控制投资，在施工图设计中实行限额设计。项目预算不得超过经批准的设计概算。严禁在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设计、增加投资。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变更核定的项目总概算的，由代建单位提出，经项目监理单位和使用单位同意，组织实施部门预审，市发展改革委审查批准后方可变更；涉及增加市财政专项投资的，市发展改革委在审批前应商市财政局同意；
（一）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项目建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因国家、省、市重大政策变化对项目造价影响较大的；
（三）因资源、水文、地质、考古等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建设方案的。
第二十四条 代建单位应当依法组织代建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主要材料设备采购等的招标，并严格遵守国家、省和本市有关招标人的规定。
代建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备案；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合同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备案。
代建单位不得在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提出与项目等级不相适应的过高的资格要求，不得以特定的单位为依据编制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第二十五条 代建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监理单位确认的工程竣工文件和技术、经济签证，编制工程竣工结算，由代建单位核实并经组织实施部门确认后依法依规报市财政局审定。
第二十六条 代建项目全部建成后，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组织竣（交）工验收，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七条 项目前期工作实行代建制的，自项目初步设计批准之日起，项目代建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向项目组织实施部门或者使用单位移交涉及项目前期工作的全部资料。
项目实行全过程代建或者建设实施阶段代建的，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项目代建单位应当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在三个月内编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经组织实施部门审查后，依法依规报市财政局审批。按照经批准的资产价值，根据产权归属向项目组织实施部门或者使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协助使用单位和产权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
第二十八条 项目代建单位应当按照档案法等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建立健全有关项目档案。对项目筹划、建设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归档。办理项目资产移交手续时，应当根据产权归属向项目组织实施部门或者使用单位移交工程档案、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项目实行全过程代建或者建设实施阶段代建的，工程保修期内，由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维护；工程保修期结束后，由使用单位负责项目维护。
第五章 项目投资计划与资金管理
第三十条 项目代建合同签订后，代建单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代编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交由项目组织实施部门或者使用单位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报批。其中，年度非政府资金投资计划由组织实施部门直接审定，年度市级预算内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由组织实施部门分别报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审定。市财政局根据进度要求及组织实施部门审核意见将资金拨付给代建单位。条件成熟后，市财政局可以实行国库直接支付施工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
代建项目自筹的非政府投资资金，由使用单位根据组织实施部门审定的年度投资计划、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和代建合同约定按时拨付给项目代建单位。
代建项目的代建管理费和监理费用由组织实施部门向市财政局申领后按照有关合同约定分别拨付给项目代建单位和监理单位。
第三十一条 项目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基建预算管理、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资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行管理和单独建账核算，保证建设资金的安全使用，定期向组织实施部门和市财政局报送相关材料。符合在线监控要求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应按规定纳入在线监控。
由市财政局和使用单位拨付给项目代建单位的建设资金不列为代建单位的收入来源，代建单位不得自行从中提取项目代建管理费。
第三十二条 项目代建管理费列入项目概算，在概算的第二部分费用中列项。
实行分阶段代建的项目，概算中的代建管理费原则上按前期工作阶段占30%、建设实施阶段占70%进行分割，具体分割比例由组织实施部门根据项目特点和代建单位确定方式而定。
项目代建管理费不包括代建单位自行承担的代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代理等服务费用。组织实施部门或代建单位直接承担代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代理服务的，由项目使用单位另行支付服务费用，具体费用在项目代建合同中约定。
实行代建制的项目，项目概算中原则上不得再列建设单位管理费。组织实施部门或项目使用单位在代建过程中已发生的建设单位管理费，需报市财政局审核批准后在项目概算中列项。
第三十三条 通过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的项目，代建管理费应当按照国家基建财务制度规定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标准确定。
通过招标方式选定代建单位的项目，代建管理费可以由组织实施部门在招标前确定，或在招标时通过竞标方式确定。
第三十四条 实行全过程代建的项目，招标前或者在招标时通过竞标方式确定的项目代建管理费不得超过下列公式确定的限额标准：
（一）经批准投资估算2000万元人民币以下（含2000万元，下同）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投资估算值×2.5%”。
（二）经批准投资估算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50万元+（投资估算值-2000万元）×2%”。
（三）经批准投资估算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110万元+（投资估算值-5000万元）×1%”。
（四）经批准投资估算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160万元+（投资估算值-1亿元）×0.8%”。
（五）经批准投资估算5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480万元+（投资估算值-5亿元）×0.5%”。
（六）经批准投资估算10亿元以上、20亿元以下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730万元+（投资估算值-10亿元）×0.2%”。
（七）经批准投资估算20亿元以上的项目，代建管理费限额标准为“990万元+（投资估算值-20亿元）×0.1%”。
特殊情况需要提高代建管理费标准的，由组织实施部门提出，市财政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批准。因提高代建管理费标准而增加的投资，原则上在项目预备费或者总投资结余中开支。
第三十五条 项目代建管理费应由组织实施部门按项目进度分期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在项目代建合同中明确。
实行前期工作阶段代建的，代建管理费在项目初步设计批准前支付不超过80%，项目开工后再支付10%，余额待项目竣工验收后清算。
实行全过程代建或者建设实施阶段代建的，代建管理费在项目竣工前支付不超过80%，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再支付10%，余额待工程保修期满后清算。
第六章 监督与奖惩
第三十六条 组织实施部门应当将项目代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并依法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组织实施部门不依照本办法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代建项目管理职责，造成代建项目投资失控、工程质量存在安全隐患、工期延误等后果的，由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需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代建单位在组织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主要材料设备采购等招标工作中，依法应当公开招标，未经批准擅自邀请招标或依法应当招标未经批准擅自不招标的，由市发展改革委依法予以查处；情节严重的，由组织实施部门解除项目代建合同，并由代建单位负责赔偿损失。
第三十八条 市审计局应当依法加强对代建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审计监督，并根据《宁德市人民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暂行规定》组织实施，出具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
监察部门应当加强对参与代建项目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监察，对违法违规人员依法及时予以查处。
经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确认代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组织实施部门可依法解除项目代建合同和其他有关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代建单位负责赔偿。
第三十九条 项目前期工作代建单位或者全过程代建单位对项目因前期工作阶段设计不当造成的超概算承担连带责任，可按超概的相应比例扣减其代建管理费。
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单位或者全过程代建单位存在未完全履行代建合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设计、增加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或者未对投资控制实行科学管理等情形之一，造成项目总决算超出总概算的，超出部分由代建单位负责赔偿。
第四十条 代建单位未完全履行代建合同，造成代建项目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代建单位应当组织施工单位无条件返工，直至验收合格，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增加的投资费用由项目代建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中的责任单位共同负责赔偿。
项目代建单位在责任期内，如与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串通舞弊，或者因工作疏忽、过失，导致代建项目出现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代建单位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定应赔偿损失的，在赔偿额确认后的十五日内，由组织实施部门相应扣减其代建管理费；代建管理费不足以支付的，从代建单位的履约担保中收取其余赔偿金；履约担保仍不足以支付的，由代建单位用自有资金支付。赔偿金应全部用于项目建设。
第四十二条 代建单位因组织管理不力致使代建项目未能在移交使用目标日前完成移交的，每超过1天，组织实施部门可扣除其项目代建管理费的1‰。
第四十三条 项目如期建成竣工验收，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经验收全部符合代建合同约定，质量验收合格，竣工财务决算经市财政局审核批准后，如审定投资比合同约定同口径投资有节余，且该节余是由于代建单位通过优化设计、加强管理、配合决算审核等工作形成的，经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组织实施部门共同认定，可对代建单位给予奖励，并记入其代建业绩档案。
奖励金额为建设单位留成收入部分节余资金的30%--40%，具体金额在项目代建合同中约定。项目部分使用自筹资金的，奖励金额由财政性资金和自筹资金按建设资金来源的比例分摊支付。其它节余资金按原投资比例分配。奖励金额计入项目建设成本。
第四十四条 市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规定。
第四十六条 市属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取保候审不仅仅是强制措施，在特定情况下还是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因取保候审的权利属性未受到重视，致使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因而有必要对该项制度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确保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取保候审 社会危险性 自由裁量权 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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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研究，片面强调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属性，而忽略了取保候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意义——即在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取保候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一项重要权利。从而导致在刑事诉讼立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司法解释中，均偏重于规定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被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以下简称“取保候审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却很少，而且在这本就很少的保护性规定中还存在着一些内涵不明确的概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基本得不到保护。大多数有过取保候审申请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在递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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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占洲（1972—），男，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刑法教研室讲师。林苇（1972—），女，贵州铜仁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民法教研室讲师。
保候审申请之后，所有的权利都已由司法机关掌握，申请人已无实际权利可言，除了被动地接受司法机关的决定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作为一个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你无法确定适用取保候审的确切标准是什么？确定社会危险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否决取保候审的理由不合法应当怎么办？错误地否决取保候审申请会引发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在保护“取保候审权利”方面尚有缺陷，其不能保证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对该项制度所赋予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下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探讨有关“取保候审权利”的几个问题。
一、取保候审的双重性质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决定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当然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一，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权利？之所以考虑这一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权利人所能够获得的司法保护，因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并不单纯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在符合法定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它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理由有：
（一）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取保候审的申请权。
取保候审的开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自主决定，另一种是因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当事人委托的律师的申请。在第一种情况下，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强制措施之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时，无需申请就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被羁押的或者未被羁押的状态）适用该项强制措施，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态度并不能影响该项强制措施的适用，这时司法机关因掌握了是否自行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而享有绝对的权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只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取保候审则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籍以改变被剥夺人身自由状况的一种合法方式（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会主动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尽管取保候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不允许主动要求对自己的自由加以限制，因而在这里所谈及的申请取保候审或者获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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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
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刑事诉讼法》兄苯庸娑?丝梢远员活垦旱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耸视萌”：蛏蟮奶跫??永砺凵隙?裕?热还娑ㄊ视萌”：蛏蟮奶跫??敲吹碧岢鋈”：蛏笊昵氲姆缸锵右扇恕⒈桓嫒朔?先”：蛏蟮奶跫?⑶夷芄惶岢霰Ｖと嘶蛘吣芄唤荒杀Ｖそ鹗保??拖碛谢竦萌”：蛏蟮娜ɡ?Ｒ蛭??
首先、《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申请权，通常情况下法定申请权的实现表现为以下两种权利的实现，即1、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批准的权利；2、在未获批准时知悉不批准理由并同时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其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每一种强制措施都明确规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尽管为司法机关保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之间，规定了具体的界线，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据此，对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既符合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同时又符合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或者说当对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时，他决不可能同时又符合拘留或逮捕的适用条件。
第三、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尽管强制措施同刑罚一样具体表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但两者有明显区别，刑罚的依据是具体的犯罪行为——一个不可变因素，犯罪行为一经实施即已固定，就犯罪行为本身而言，它不会因为时间、地点、行为、环境等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刑罚也应是特定的；而强制措施的依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阻碍程度，这是一个可变因素，它可能因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状态，那么相应地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了应当是不特定的、是可以随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使得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变被羁押状况成为可能。
这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有具体体现，《解释》第６８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交纳了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规则》第３９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经审查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尽管两者的规定不尽相同——确定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解释》和《规则》还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明确了一个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原则，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而且这项权利也是不得以任何非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的法定权利。
二、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
（一）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即对司法机关在审批取保候审申请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明确的范围限制——无限制即无制约，而当审批者的权利毫无制约时申请人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６０条、６５条、７４条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同时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很显然，这种表述并非强制性规定，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并非必然地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通过这种选择性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时享有了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能够做出如下两种处理决定，即：１、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２、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司法机关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能否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者说司法机关是有权决定继续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各司法机关在理解和适用上也并不统一。
首先、人民法院表面上放弃了这一自由裁量的权利，《解释》第68条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能够提出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也即，当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且该申请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能够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时，人民法院不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对此人民法院只能作出一种决定——同意取保候审；但同时《解释》第80—81条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而该条件与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两种规定间存在明显冲突，即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并不是对已经被逮捕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这使得对同一情况可能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可见《解释》的规定未能最终解决上述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问题。
其次、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保留了自由裁量的权利，但仍未作明确的限制。《规则》第38条规定“经审查具有本规则第3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其基本沿用了《刑事诉讼法》的表述模式，仍未能解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表述则更为隐晦，《规定》第65条规定“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这种规定使得申请人更加难以把握取保候审的条件与同意取保候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虽然使司法机关的权利得以扩大，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当司法机关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并告知申请人“法律并未规定在符合条件时必须适用取保候审，因而我们既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时，尽管我知道这种理由是错的（如果司法机关享有这样的不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根本就没有必要明确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程序），但却仍然无法改变，因为确实缺少明确的条文规定去直接证明它是错的。
（二）因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本身不具有客观性，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同时也是最不具有客观性的一个条件。因为法条对“社会危险性”的定义未做明确规定，而且也未规定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仅是司法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依据。然而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过去的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对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定义。《解释》、《规则》和《规定》继续沿用了“社会危险性”的概念，但对此仍未做解释。这使得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权基本归于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从而变相地扩大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已办理案件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因为根本就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明确定义和确认“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这种状况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而言是很方便的，但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在这一条件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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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解释》中没有谈到；《规则》和《规定》则试图通过规定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主体来解决该问题，《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但这两项规定却根本不足以解决“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相冲突的。
1、《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依据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在所涉嫌犯罪中的地位，其反映的主要是所涉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已经对社会造成的实体危害，其不可能完整地说明“社会危险性”的全部内涵。因为：（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防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
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龋?蚱渥陨硖跫?谋浠??滓鸦?旧ナ?：ι缁峄蛩?说目赡堋⒎腊?淌滤咚铣陶?＝?械目赡埽?渖缁嵛Ｏ招苑浅Ｐ』蛘呋?久挥小?
2、《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同《刑事诉讼法》及其自身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存在明显冲突。其规定凡符合该禁止性规定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不适用取保候审，而且无论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正在怀孕或者哺育自己的婴儿、对其的羁押期限是否超期、对其的量刑幅度可能怎样？这一切都源于在该禁止性规定中片面地理解了取保候审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用“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特征全面替代了“社会危险性”的内容，也正是这种禁止性规定的片面化，导致了其同取保候审条件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却仅从公安、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将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扩大，尽可能的剥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例如：正在怀孕即将分娩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她肯定能够获得批准而不用考虑其他附加条件；依照《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可能这样，如果她是累犯或者实施是暴力犯罪，对她就肯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三）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取保候审申请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既然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一定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同时赋予该诉讼主体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以保障该权利的不受侵犯或最终实现，所谓程序性救济权利是指“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1]。在我国的取保候审程序中尤其需要这样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能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规定由专门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裁决），而作出羁押决定的通常都是承担侦查、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除了寄希望于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规定能够保证公安、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请时不受其自身职业需要的影响、公正地对待申请人的申请，更何况，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2]然而《刑事诉讼法》在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赋予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没有为其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当审查取保候审申请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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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有的学者在谈到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时，建议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即引进西方国家保释制度的内容以取代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权利法定化，同时建立起以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审查并裁决为中心，以申请人对法院的裁决享有单独的诉权为程序救济的全新的取保候审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对于此观点，笔者当然赞同，但同时认为此观点太过超前，目前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尚处于新旧理论交替的过渡阶段，取保候审正从一种单纯的强制措施逐步向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过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盘接受西方的保释制度。上述观点的超前性使得它虽是最佳解决方案，但暂时不能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善产生直接的影响，无益于对取保候审权利的现实保护，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在维持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已暴露的弊端对现行取保候审制度本身进行局部改进。
（一）对司法机关审批取保候审申请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限制。即将司法机关在审查取保候审的申请后的处理权限制度化、具体化、公开化。
司法机关在对取保候审的申请进行审批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１、司法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在《解释》、《规则》和《规定》中均使用“答复”一词，但“答复”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处理方式，用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既不严谨，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
2、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4、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在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同时，不能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只能决定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即可排除其同时符合羁押的条件，任何司法机关均无权羁押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确没有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者必须适用取保候审，但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只能是取保候审和强度弱于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5、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有权决定对其不适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应当在不批准决定书中说明不批准的具体理由。
（二）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并提出判断“社会危险性”大小的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