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大政办发〔2006〕13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国家行政机关各委办局（司行社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行办法》已经州十一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二月九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规范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生活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特困家庭实行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 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当遵循保障农村特困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坚持保障资金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逐步实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居民都纳入保障范围的目标。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领导，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并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负责实施本级行政区域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
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辖区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组织实施；村（居）委会受县级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审核、拨付和监督管理。
教育、卫生、工商、税务、国土、建设、农业、扶贫、水电、劳动、司法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按有关规定给予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资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捐赠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第二章 保障对象
第六条 持有我州常住农村户口的农村特困居民，凡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均可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家庭主要劳动力因身体残疾，生活常年处于特困状况，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生存，必须依靠政府救济和社会帮扶的农村特困居民。
（二）家庭主要劳动力因长期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其家庭成员大部分或全部无劳动能力、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农村特困居民。
（三）因各种客观原因，造成未成年孤儿和孤老生活无着落，既无法定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又无生活来源，又未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者。
（四）农村中因患麻风病、精神病、艾滋病等造成家庭特殊困难的人员。
第七条 农村五保户按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落实五保待遇，暂不确定为低保对象。
第八条 属法定劳动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在校学生除外）农村居民，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或者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能确定为低保对象。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程序
第九条 农村居民申请低保待遇，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户主或村民小组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书》。
（二）村（居）委会对申请人进行调查、核实、评议，提出初审意见，填写《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做好解释答复工作。
（三）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村（居）委会报送的申请对象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审核、上报。要通过入户调查、核实、邻里访问及家庭收入计算等方法，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并将全部材料上报县（市）民政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村（居）委会并做好解释和答复工作。
（四）县（市）民政局负责对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农村居民保障对象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抽查和审核，对符合低保条件的进行审批，审批后将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乡（镇），由乡（镇）转告并委托村（居）委员会在自然村内张榜公布7天以上，做到保障对象、保障政策、保障金额三公开。公布期满无异议的，由村（居）委会代发《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有异议的，由村（居）委会进行复核，并按上述程序重新核查。
第十条 农村特困居民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一年复核一次。县（市）民政局会同财政局、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年终前组织对享受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一次核查。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或保障对象死亡的，应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停发手续。凡人均收入超过保障标准的，不再作为低保对象，收回低保证；对新增低保对象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第四章 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州级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农业、扶贫、统计等部门研究制定，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所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只适用于大理州行政区域内的常住农村居民。
在研究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要考虑以下原则：低标准起步，广覆盖特困人口的原则；注意各级财政承受能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调整的原则；既要保障特困户的基本生活，又要克服依赖思想，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原则。
第十二条 制定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按照当地维持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等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柴）和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及下列因素确定：
（一）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水平；
（二）物价指数；
（三）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四）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标准。
第十三条 计算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时，以国家规定的计算当地人均收入项目为准，进行详细计算。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待遇的革命伤残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其抚恤金和优待金、临时性社会救济金、在校生获得的生活津贴和困难补助等不计入家庭收入。申请人应如实反映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情况，不得虚报、瞒报，不得冒名顶替、弄虚作假。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具体包括以下部分：
（一）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指家庭所有成员从事种植、养殖、加工等项收入；
（二）工资性收入。指家庭劳动人口受雇于单位或个人而获得的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指土地、房产出租转让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
（四）转移性收入。指亲友赠送、继承、养老金、法定赡（扶）养人支付的赡（扶）养费。
（五）其他应当计入的合法收入。
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家庭上年度收入÷家庭人口数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户主和与其共同生活的下列人员：
（一）配偶、子女、父母；
（二）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六条 保障对象的优惠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持《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教育部门及学校对农村特困居民低保对象家庭子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和有关费用实行减免；在非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酌情减免。
（二）县（市）级工商、税务部门对低保对象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适当减免税收和工商管理费用。
（三）民政、卫生部门要优先将农村低保对象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待遇；对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农村低保对象到国家认定的医疗机构就医时，医疗机构应当凭《大理州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免收其普通挂号费和适当减免住院及门诊床位费；对大病患者在上述机构享受减免后，自己承担的费用仍难以支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者，县级民政部门按照《大理州农村特困群众医疗救助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救助。
（四）建设、国土等部门对其辖区内的农村低保对象减免新建、改建住房的有关费用。
（五）乡（镇）或村（居）委会两级要优先推荐低保对象成年子女就业；优先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
（六）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低保家庭要免交村级公益事业费；保障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要免除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七）其他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水电、燃煤（燃气）、广电等部门，也要对农村低保对象的生活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优惠。
第五章 保障资金的筹集与管理
第十七条 实施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州（含省）、县（市）两级财政按比例承担，具体为：大理市承担20%，11县各承担10%，其余由州承担（含省补助资金）。
第十八条 保障资金由各级民政部门按实际需要报同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定期拨付，年终决算。各级民政部门要在每年的10月底以前将次年用款计划报上一级民政部门。县（市）级人民政府要设立农村低保资金专户，实行专帐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县（市）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保障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保障资金的监督，保证保障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截留和拖欠。
各级审计、监察部门对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计和监督。
第二十条 县（市）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档案，实行分级管理。
第六章 保障资金的发放
第二十一条 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原则上由乡（镇）人民政府按季度实行社会化发放，对行动不便的低保对象，可委托村（居）委会人员代领并送到户。低保金发放和领取手续应当完备，杜绝少发、欠发、扣发低保金或搭车收费等现象发生，确保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
第二十二条 村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家庭仍有特殊困难的，由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特困救助或临时救济。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人员变化情况进行核实，并及时报县（市）民政部门调整或停发保障金。
第七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其冒领的保障金和终止享受低保待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或家庭人口减少，不按规定告知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变更手续的。
第二十五条 从事农村低保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二）对不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擅自批准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截留、挤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低保对象除按照本办法享受保障待遇和优惠政策外，还可以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享受其他扶持、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各县市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农村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意见，并抄送州民政局、州财政局。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州民政局负责解释。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对民事预审制度的构想和期待
黄子宜
摘要： 本文分析了现行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的裁判管辖机构做出了构想和建议。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审判体系 民事预审制度 管辖
Abstract : This article is to probe into various“tricks”， which exist in civil litigation, and provide the suggestions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 both by civil litigation law and by construction of court system.
Key words : civil litigation ; jurisdiction system; Pro- jurisdiction governance
民事诉讼中的管辖问题看似一个非常小的细节性问题，我国法律对此问题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而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并不是很多。可是在实际的审判工作中，管辖问题却往往能成为影响案件审理进程和结果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这点，不仅仅在我国，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1]
但是，在实际审判中，管辖问题却往往成为最复杂的问题，各种矛盾和无序的管辖现象在各级、各地法院同时并存。当然有的是因为民事法律关系复杂的原因和立法上的疏漏产生，确定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但是民事诉讼实践中的管辖争议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正常的争议范围。本文将对这个现象做出初步分析。
一、管辖问题中焦点问题
民事管辖争议中，双方争议的问题很多，焦点问题大致有两点：
首先，争取在本地管辖的问题。
在我国，在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时,普遍适用的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即由被告住所地或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但是在民事争议中，原告方当事人往往利用各种方法，争取到在本地管辖的“优势”所用的方式大概有三种：
第一，在特殊地域管辖所规定的除被告住所地之外的其它管辖法院上面作文章,将原告所在地解释为这些“地方”。通过解释合同条款,将合同履行地认定为原告所在地;此外,如侵权行为地、运输始发地、目的地、保险标的物所在地、运输事故发生地等等,只要与原告所在地有一点点关系,原告所在地法院就取得案件管辖权。当然，在个别案件中，要在立案中就准确的判断出法律关系还是比较难，这也为法律的误解或者曲解留下了空间。
一个典型的假设是：
在IT、家电产业中，售后服务外包是通行的运作方法。假设A为某生产商，B为异地的具有某维修技术的公司，A认为B技术水平达到了维修设备需要的水平，就于B达成协议，将一定时间B所在地一定范围内A产品的售后服务外包给B，B依据消费者要求售后服务时出示的A产品的维修卡为消费者C提供服务，并凭借维修卡向A要求支付维修费用。[2]
随后，AB在凭借维修卡结算费用时时产生争议，争议管辖应该如何确定呢？大致有两种观点：
其一，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AB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或者被认定为委托加工）关系，合同履行地在AB合同约定的特定服务区域，故B所在地法院拥有本案管辖权。[3]
第二，这样的运行模式涉及到三方关系，消费者、A、B，A虽然认可了B的技术能力，但是并没有给B下任何委托的指示，真正给B下指示的是A公司的消费者。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和B之间才是委托关系，只是根据消法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费用应该有A承担，A对消费者的义务保证维修技术水平，并为其支付费用，A通过对B的技术水平认可保证前者，通过与B的结算履行后者。
这样，本案的关系可以被认定为：B和消费者之间是委托关系而AB之间就只有付款关系。根据“原告就被告”的普遍原则，本案应该由A所在地法院管辖。
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这就给原告谋求在当地法院管辖提供了可能。但是，在案件审理实质性展开之前就对案件的性质作出认定是不合适的。
第二，利用“默示管辖”或“应诉管辖”的概念,造成被告应诉的“事实”,取得本不应该管辖或主管的案件的管辖权。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明确规定默示管辖和应诉管辖的制度,但民诉法第38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这一规定也可理解为当事人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则无权再提出,有关法院即取得管辖权。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8 条也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这个条文也明确地规定了应诉管辖。应诉管辖的意义在于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益,但是利用这种规定,以对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为由，受理本无管辖权甚至无主管权的民事案件，至少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第三种方式是：利用受案法院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无管辖权的外地“第三人”行使管辖权。民事诉讼法设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目的是合并审理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案件,以便提高诉讼效率。这一制度的前提是两个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具有“应有”的法律联系。否则,有关公民不得被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了不得追加的几种情况。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原告利用追加第三人的规定，进行诉讼技术上的运作，千方百计的争取在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情况发生。
管辖问题的第二个焦点是：千方百计的谋求在低审判级别的法院管辖。这通常以两种方式谋取：
第一：原告在起诉时的诉讼求中模糊明确的标的数额，例如：提出很低的基本要求，在诉讼请求最后要求对方“赔偿其他损失”用这样比较模糊的表述先在低级别的法院中立案在随后再在正式的审判中阐明详细的要求。这种情形在那些侵权损害的民事争议案件中经常发生,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争议额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往往由法官说了算,使得案件受理时争议标的数额就明显超越了级别管辖的权限。
第二：另一种是利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可以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的规定,故意隐瞒诉讼请求或争议标的额,降低案件的管辖法院。在案件开始受理时,原告主张的争议标的额在法院的级别管辖权限范围内,但在开庭审理时,原告要求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使争议标的额超出受诉法院的管辖权。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因为民诉法有关规定明确赋予原告这一权利。而根据管辖恒定的原理,案件已经受理,不能因诉讼请求的增加而变更管辖法院。所以,即使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也很难证明法院的受理是非法的。况且,此时过了答辩期间,被告已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小结
在管辖争议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尽可能争取在本地管辖，另一个就是在低级别的法院管辖。对原告而言，争取到这两点对争取对诉讼进程的控制意义极大。具体的原因分析如下。
二、管辖争议的原因分析
管辖问题不是审判的实质性问题，但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争议呢？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原告的诉讼成本考虑。
对任何一方当事人而言，诉讼成本都是很高昂的，降低因为诉讼而产生的费用，也是双方都追求的目标之一。对原告而言，原告作为诉讼的发起人，他在原则诉讼发动的时间、地点上有其先天的优势，充分利用这样的优势，在诉讼中，与法官的交流，诉讼文书的送达等各个方面上看，在本地诉讼的效果都远好于在异地诉讼。因此，原告追求最廉价最方便诉讼方式无可厚非。
第二，如果说从成本第一点尚属于正常范畴的话，那么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就值得关注，那就是：管辖理论前提的缺失。
从理论上讲,管辖制度的目的在于平衡地分配各级法院和同级不同法院之间的工作负担,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主要依据是各级法院的性质以及具体案件与各地法院的联系。立法者在设计管辖制度时,实际上预设了两个前提条件:
一、所有的法院和法官都能公正、准确地审判案件;
二、同一民事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审理,得到的审判结果都应该大致相同。
可是，因为多种原因，上述两个前提条件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很难得到满足。这就是管辖理论前提的缺失。
管辖理论前提的缺失本身有其特定的原因，民事关系如此丰富多彩，而法院是不可能一一对应的，因此，法律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与他的个人修养、学识、环境等众多因素密不可分，在对具体案件的裁量时，出现的差异不可避免，正如贝卡里亚所说：法官的早餐是都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但是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下，这种差异被放大了，以至当事人不得不撇开法律的规定,想方设法地“选择”案件的管辖法院。具体来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泛滥。
第一,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等司法腐败现象,影响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裁判案件的信心,是很多人寻求本地法院解决的心理因素。我国民事司法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讲是公正的、值得人们信赖的。但不需讳言的是,个别地方民事审判工作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非常严重,与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望相差很甚至非法“剥夺”外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外地当事人处于极为不利的诉讼处境,被侵害的民事权利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通民事案件在地域管辖上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因而很多民事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如果该法院在审判中出于私心偏袒被告,那么原告的实际处境就会变得非常不利。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和恐惧,很多当事人发生纠纷之后,都希望由自己本地的法院管辖。
民事司法的“信誉不高”,是造成当事人双方“争夺管辖”的起因。作为一种反作用,这一现象又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契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法院审判的不信任感,更刺激当事人在起诉时“慎重地”选择法院。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恶性循环,使得管辖问题更加复杂化。
第二,民事司法实践中严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扰乱民事诉讼管辖的又一大体制上的因素。尤其在民事诉讼领域。
第三,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立法规定存在着缺陷,为管辖无序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国民诉法关于管辖立法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