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道路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 李鸿杰 律师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发展和机动车辆拥有量的扩大，近年来道路交通事故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涉及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的案件也随之上升。交通事故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都可能会带来精神伤害，而当事人在起诉时都有可能附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何确定好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代理律师而言尤其重要。
一、道路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
1、2004年11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曲乐恒诉张玉宁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做出的终审判决，判决张玉宁赔偿曲乐恒医疗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费等13项费用共计2342353元人民币，其中精神抚慰金70万元。对于原告提出的10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法院认为，因张玉宁过错，致使曲乐恒不仅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更无法从事他喜欢的足球运动，结合张玉宁的经济能力，判决70万元精神抚慰金是适当的。
2、2004年9月，备受关注的北京奥拓车二环撞死行人案公开宣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决肇事的奥拓车司机刘寰赔偿死者曹志秀的家属各项损失费共计15.69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抚慰金4万元。法院认为，曹志秀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刘寰对于事故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根据曹志秀、刘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其二人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3、2002年9月，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一案例中，妻子在丈夫被撞致使性功能障碍（六级伤残），为维护自己的性权利，以第二原告身份将肇事者告上法庭一案中，该院一审判决责任人除向其丈夫赔偿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09207元外，还支持了该妻子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的请求。
4、2001年6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起交通事故索赔案，判决肇事方赔偿死者家属28万余元，其中有10万元是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死者年今20岁，作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其死亡给原告（其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原告诉请的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肇事司机与车主单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道路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1、 2001年3月10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2、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三、部分地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相关标准
1、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下发的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第六条规定： (一)当事人死亡其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按照总数50000元(含本数，以下类同)以下的金额酌情给付。死者近亲属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按照精神抚慰金总数50000元以下的金额计算，由死者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二)当事人身体因伤致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按照总数30000元以下的金额酌情给付，并依据相应伤残等级，按照每个级差10％递减计算。(三)当事人身体受到损伤虽未致残，但达到轻微伤、轻伤、重伤损害程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精神抚慰金按照总数500元以上至10000元以下的金额酌情给付。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2005年9月发布的《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因交通事故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向主持调解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一般不宜超过5万元。
3、2005年9月，江西省万安县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民事侵权案件适用精神抚慰金指导意见（试行）》。该《指导意见》具体列举了十三种侵犯人身权的行为，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按其侵权行为的性质而定，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标准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至五百元不等。
4、2001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首次确立了道路交通事故中的精神赔偿制度，而且对赔偿金额未加限制和封顶。因交通事故致人伤残或死亡，当事人可据此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可根据交通事故造成的後果、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责任大小及经济能力等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四、确定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所考虑的因素
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并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问题。精神损害不同于财产损害，无法适用等价赔偿的原则来衡量，不是赔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依照具体的案件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参照一定的标准使其赔偿数额适当合理。在此建议考虑以下参照标准：
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及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
所要考虑的是侵权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包括侵权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的场合和次数、持续时间，致害人的认识态度以及对恢复受害人的权益的态度，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经济状况及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
2、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应考虑侵权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是短期的，长期的，还是永久性的，是否给受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影响较为严重的，其赔偿数额应相对较高。该损害还应结合受害人的受伤情况、伤残等级评定，等级越高，赔偿数额越高；反之，赔偿数额低。如果出现植物人、瘫痪人、孕妇胎儿死亡等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应作为特殊情况考虑提出相对较高的赔偿数额。
3、 双方责任因素
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中，在推定机动车驾驶方为过失的情况下，按照民法通则123条规定，如果证明被害人是故意的，可以免除驾驶方的责任；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和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还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的双方在该次事故中的责任划分，也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
4、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所要考虑的是侵权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职业情况、家庭状况、经济能力等各种因素。同时考虑赔偿义务人为自然人或单位、法人，对赔偿的支付能力和判决后实现执行的可能性等。
5、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贫困地区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就可以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也对加害人起了惩罚和教育作用；而到了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却必须支付数倍或十多倍的金额，才能起到上述的作用。因此，受诉法院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亦应作一因素予以考虑。
6、最高赔偿限额因素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都主张赔偿数额不宜过高。因此在受诉法院地对精神损害赔偿有最高赔偿限额的情况下，比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如无特殊情况，所提的赔偿数额不宜超过此限。而没有限额规定的地区，可以参照最高法院推出的案例所认定的交通事故损害伤情、伤害情节及所判精神赔偿金额为上限标准，自行比照，逐级递减，但一般不应低于1000元。
7、参照相关保险条款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机动车主购买了商业保险，保额和赔偿额是有赔付标准的。目前我国的各种机动车商业保险中也有“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险条款”，在索赔时也可以此作为申请赔偿的参照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人的利益的更高意义上的保护和尊重。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必将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在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法制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中，相信道路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有关法律问题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解决。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之修改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例如，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的一场暴雨过后在网络上出现的“地铁瀑布”照片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图片著作权的诸多争论，并暴露出了《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缺陷。
一、问题的由来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将整个北京城区变成了“水城”。这场特大暴雨创造了难得一见的景观：地铁瀑布。这一景观被一位刚回国不久的杨某抢拍到并通过手机发布在微博上。次日，便有多家国内报纸等媒体刊发了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但其中只有两家获得了杨某的授权，一家标注了杨某的姓名，另一家还向杨某支付了报酬。对于这种未经授权擅自刊发其“地铁瀑布”照片的行为，杨某极为不满。[1]问题是，“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关于“地铁瀑布”照片的属性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第一，将该照片当作实景照片，是可版权客体，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杨某许可擅自刊载，侵犯了杨某的著作权。[2]第二，将该照片当作时事新闻，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任何报刊媒体都可以自由使用，不必经照片拍摄者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不构成侵权；[3]第三，该实景照片虽然属于时事新闻，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不可版权客体，但报刊媒体刊发时应当注明出处以遵守新闻报道规则。[4]由此可知，人们的争论来源于对时事新闻的不同理解，即时事新闻是否包括新闻照片或者图片等事实消息。
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仅仅是指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不包括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等事实消息，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不是时事新闻，而是摄影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反之，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也可以是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可能是时事新闻，从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二、时事新闻之内涵和外延解析
从新闻学角度看，讨论时事新闻时必须注意其与时事性作品[5]的区别。时事性作品是新闻记者、时评家甚至是普通人士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以及国际事务等创作的作品。这种类型的作品既可以是人们公开发表的演讲、评论或者讲话，也可以是实地采访记录的事实消息、随机抓拍的实景照片、随手描绘的实景图片以及录制的现场声音或者影像。如果将这种类型的作品，不论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全部作为时事新闻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6]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析，以明晰其界线。
（一）时事新闻之内涵解析
《著作权法》明确排除保护的对象是“时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时事新闻限定为“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我国著作权法排除保护的时事新闻由主词（事实消息）加两个修饰词（媒体报道和单纯）构成。由此可知，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之内涵应当是用于媒体报道的、最新的、单纯的事实消息。
对于这种单纯的事实消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其限定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范围，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将其明确区别于其他单纯的事实消息。然而，根据著作权基本理论，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不涉及任何事实。对此《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１条作了明确规定。具而言之，不仅是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且任何单纯的事实信息都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如果将单纯事实作为素材进行了独创性表达，那么其就不再是单纯事实消息。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依据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为《伯尔尼公约》）。[7]该公约将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虽然《著作权法》使用的“时事新闻”术语与《伯尔尼公约》使用的表达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尤其在以“报道性”作为对单纯事实消息的限定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这种限定有所不明，因为这项限定词包含两种情形：一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二是不管以何种目的产生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如果这两种情形都能成立，那么不论以何种目的采编的单纯事实消息都应当属于排除对象。如果只是第一种情形成立，那么，除了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单纯事实消息之外的其他单纯事实消息就应当属于可版权对象。由此推之，不论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单纯事实消息或者时事新闻，因为他不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拍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属于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所以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时事新闻之外延分析
从新闻报道角度看，单纯事实消息应当是指仅仅由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和事件五要素之部分或全部构成的消息。新闻报道倘若包含时事新闻撰稿人或者新闻机构对事实进行的评价、评论或者分析等内容，就不是时事新闻。[8]不论《伯尔尼公约》还是《著作权法》，都没有对单纯事实作出限定。事实上，法律所指的单纯事实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事实，如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国内事实和国际事实等。基于此，《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应当是由新闻五要素之全部或者部分简单排列组合而成的单纯事实消息。现实中的单纯事实消息，其表达方式可以是文字新闻、照片新闻、图片新闻、音像新闻、网络新闻等。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限定于语文著作（文字新闻），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新闻报道著作。[9]
综合考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著作权法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基本相同，如《韩国著作权法》；[10]二是没有明确规定，通过采取个案裁判的做法来判断时事新闻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如《美国版权法》。[11]
根据时事新闻是由新闻五要素之部分或者全部简单排列组合构成之特征，一篇时事新闻报道如果只是由单纯事实简单排列组合而成，那么不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单纯的文字表达还是声音、图像、图片或者照片等的表达，或者是上述诸种表达形式的结合，只要其结果没有独创性，就是不可版权对象；否则，就是可版权的作品。基于这样的分析，《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文字新闻，也可以是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或者其他形式的新闻。但是，除文字新闻之外，其他形式的时事新闻是否为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则需要同时考虑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标的不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不具有独创性的标的则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
分析时事新闻外延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著作权法排除对象的时事新闻是否需要考虑其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时事新闻是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没有涉及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是否新闻媒体的记者、通讯员或者工作人员。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只要采写或者采编的是时事新闻，尤其是单纯事实消息的文字性报道，就属于著作权法排除的对象。从立法本义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因此，对于时事新闻的外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著作权法》所指的时事新闻应当包括文字新闻、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以及上述诸种形式的结合，一般以文字新闻为主要对象。但是，其他形式的新闻如果具有独创性，则属于可版权对象；否则为不可版权对象。
三、对《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的修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时事新闻的规定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内涵不清晰，二是外延不明确。时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提出两种修改建议方案：
第一种建议方案：将“时事新闻”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删除，并且将《著作权法》第３条关于“作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凸显作品的“独创性”条件。
第二种建议方案：仍然将“时事新闻”保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但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即适用于各种传播媒体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刊登、传播、转载者应当注明出处。
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其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将“时事新闻”作为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而是以其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具而言之，根据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时事新闻并非绝对是不可版权客体，能否产生著作权需要视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而定。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的这种安排至少有以下优点：
１．有利于版权作品条件的统一。可版权作品，除政府作品之外，其实质性标准就是独创性。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其他种类的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对于那些没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不必在著作权法中直接排除，而是以其不符合独创性标准而不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２．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或者新闻报道直接从可版权对象中排除，但现实表现是许多新闻媒体不是自己进行新闻采访或者较少进行实地新闻采访，而是直接从别人的新闻报道中拿来，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新闻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实地新闻采访单位的积极性，而且让许多新闻单位养成惰性，形成千篇一律的新闻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红的传媒集团，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时事新闻给予最有效的保护，它们的传媒人能够从实地采编的时事新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３．有利于减少纠纷。如前所述，时事新闻究竟是单指文字新闻还是同时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容易引起争论。如果将时事新闻直接从可版权作品中排除，就有可能将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对实地采访采编的新闻不给予著作权保护，造成无序竞争。更重要的是，自然人个人随即抓拍的时事新闻，也可能被当作普通时事新闻而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进而导致纠纷的产生。而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可以减少这类纠纷。
《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是，如此规定由于过于笼统，被排除对象“时事新闻”可能包括除文字新闻之外的其他新闻，如图片新闻、照片新闻等，因此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也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而言之：首先，将被排除的时事新闻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12]该项规定将排除对象限定于“语文著作”，因此不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其次，该项规定将被排除的文字新闻又进一步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这一限定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单纯，二是传达事实，三是新闻报导。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就是被排除对象。即使同时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具有独创性，也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
为避免排除范围扩大，第二种建议方案将被排除对象限定于“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激励新闻媒体重视实地采访采编，并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因为除文字消息之外的其他新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获得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也不可以被其他新闻媒体自由使用，而是必须注明出处。关于注明时事新闻出处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作了规定，即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因此，第二种建议方案符合《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将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笔者提出的两种修改建议方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具体理由如下：第二种建议方案是《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结合物，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但是，在《著作权法》不作明确的排除性规定时，某个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若能满足独创性条件，仍然有可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既能对新闻单位进行实地采访采编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减少时事新闻报道中的“拿来主义”。第一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不足就是必须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著作权判断的问题，增加其他媒体的判断成本。第二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快单纯事实消息的传播速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共享文字新闻消息。
因此，上述第二种方案不仅符合《伯尔尼公约》，而且符合我国实际。更重要的是，该方案明确排除“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作为可版权客体的做法符合著作权理论上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以及著作权法只保护事实的表达而不保护事实本身的立法精神。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只是客观事实的排列，不能构成创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其他种类的新闻则是创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７条第２款第２项的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５条第１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网络”这种传播形式，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令人遗憾。


注释:
[1] 参见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悦副教授认为：“传统媒体必须尊重照片作者的版权，在刊发之前要找到照片作者，这一态度不仅避免版权纠纷的出现，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正如新闻报道中对被采访者的引语都有严格规定，对网络来源的照片，也必须确认其作者，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和真实。”转引自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3] 《告别北川》是新华社记者因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事实，属于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参见李新海：《由“北京地铁瀑布”照片谈拍摄者的权利与义务》，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２ｌａｗｙｅｒ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１１６３１３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4]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规定：“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据此对不注明出处者，应当追究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5]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6]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7]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１条第８款规定：“本公约给予的保护，不适用于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
[8] 参见《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５９２５９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9]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10] 参见《韩国著作权法》第７条第５项。
[11] 参见《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２、１０５条。
[12]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