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管理，预防、控制、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活动。

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经检疫合格作为食品的动物产品，其卫生检验和监督，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负责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应急预案，做好动物防疫物资储备；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负责发布封锁令，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扑灭疫情。

动物防疫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乡级动物防疫机构在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指导下，做好本辖区内的动物防疫与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根据实际需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可以在省际间通道口设立派出机构或者派出人员实施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可以在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设立派出机构或者派出人员实施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公安、卫生、工商、环保和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做好动物防疫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动物防疫机构应当宣传动物防疫科学知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动物防疫水平，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第六条因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依法进行强制免疫、强制检疫、强制封锁、强制扑杀、强制消毒等措施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第二章动物疫病预防

第七条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预防，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病种名录提出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保证预防、控制、扑灭动物疫病所需药品、生物制品和有关物资的储备。

免疫所需疫（菌）苗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供应，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组织供应。

第九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对动物疫病实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逐级上报；发现人畜共患疫病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动物疫病的监测办法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条动物疫病预防实行免疫证、卡、免疫标识和免疫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在装前卸后，托运人或者承运人应当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请消毒。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消毒后，应当出具消毒证明，并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收取消毒费。

托运人或者承运人发现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时，应当及时就近向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并按照其指定地点卸下，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弃置、剖检。

第三章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

第十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情，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公布。

第十三条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时，当地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先行组织采取隔离、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紧急措施；当地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确定疫点、划定疫区和受威胁区。

需对疫区实行封锁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和通报毗邻地区。封锁令包括封锁的范围、时间、对象、措施等内容。

发布封锁令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封锁、控制、扑杀、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措施，迅速扑灭疫病。

第十四条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应当对封锁区采取下列措施：

（一）将封锁令的内容公布告知封锁区内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禁止所有易感染的和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的动物、动物产品的交易；

（三）禁止染疫、疑似染疫和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流出封锁区；禁止非封锁区的易感染动物进入封锁区；

（四）对疑似染疫的动物进行隔离检疫，确诊后根据病种分类，采取扑杀或者紧急免疫接种等措施；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并圈养或者在指定地点放养；对役用动物限制在封锁区内使用；

（五）组织畜牧兽医、公安、卫生、工商、环保等有关部门、单位对染疫、病死动物及易感染同群动物进行扑杀、销毁和无害化处理；

（六）在进出封锁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有明显标志的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点，并配备消毒设施；

（七）对进出封锁区的人员、运载工具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和采取其他限制措施；

（八）对封锁区内的动物运载工具、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和受污染的物品进行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理。

对封锁区采取的扑杀、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应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第十五条实施强制扑杀给动物饲养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第十六条疫区内最后一头（只）染疫、疑似染疫的动物被扑杀或者死亡后，经过该疫病的一个最长潜伏期以上的监测，未再出现染疫动物，经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确认合格后，报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和向毗邻地区通报。

第十七条受威胁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紧急预防措施，其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密切监视疫情动态。

第四章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

第十八条动物、动物产品在运输、出售前，货主应当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产地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申报后，应当按照有关动物产地检疫的规定，及时派人到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印章或者加封验讫标志；检疫不合格的，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没有免疫标识或者免疫标识不符合规定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不得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种用、乳用、役用、医用动物和运出县境的动物、动物产品除作临床健康检查外，必要时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实验室检验。

第十九条动物、动物产品在县内经营的，须有产地检疫证明；出县境批量运输的，须凭产地检疫证明到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换取出县境检疫证明。

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中转出县境的，托运人必须提供始发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开具的出县境检疫证明方可托运；承运人必须凭出县境检疫证明方可承运。

第二十条跨省或者省内跨县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和种蛋的，应当经省或者引进地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所属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审批，并经输出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启运；到达输入地后，应当向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引进的种用动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隔离饲养，确定无传染病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一条动物的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

进入屠宰场所、肉类加工厂屠宰的生猪等动物，应当具有合法的免疫标识、检疫证明，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动物检疫员验证查物和临床检查健康后，方可屠宰。

屠宰后的动物产品，经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印章或者加封验讫标志，准予运出屠宰场所，未经检疫的不准运出屠宰场所；检疫不合格的，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

超市、宾馆、饭店及其他单位出售动物、动物产品时，应当出示动物、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动物防疫监督

第二十三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依法开展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经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四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行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任务时，应当佩戴标志，出示执法证件，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第二十五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隐瞒和延误疫情报告；

（二）不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动物防疫监督、检疫、消毒和无害化处理；

（三）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或者加盖（加封）验讫标志；

（四）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而不出具检疫证明、不加盖验讫印章或者不加封验讫标志；

（五）转让他人使用检疫证、章、标志；

（六）违反国家、省的规定收费和罚款。

第二十六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进入饲养、生产、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场所依法进行采样、留验、抽检以及查阅、复制、拍摄、摘录、登记保存相关资料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应当保护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七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在依法检查动物、动物产品时，发现无合法的检疫证明、消毒证明、免疫标识的，应当实施补充免疫、补充检疫或者补充消毒，并按照国家规定收费。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时，应当立即隔离、封存、留验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转移、出售。

第二十八条动物饲养场、屠宰厂、肉类加工厂和其他定点屠宰场（点）等单位，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发放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并按照规定范围从事饲养、生产和经营活动，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

从事动物诊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动物诊疗许可证》，并按照规定范围从事诊疗活动，履行有关动物防疫义务。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未出售的免疫用疫（菌）苗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进行无害化处理；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申报产地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因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由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补检，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引起动物疫情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疫情扩散的，责令承担处理疫情的直接费用，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动物防疫合格证》或者《动物诊疗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转让、涂改、伪造《动物防疫合格证》、《动物诊疗许可证》、动物检疫验讫印章和标识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收缴证件、印章和标识；对涂改、转让证件、印章和标识的，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伪造证件、印章和标识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三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和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强制进行无害化处理，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对违反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行为，乡级动物防疫机构可以实施警告、对公民给予一千元以下，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给予一万元以下的处罚。

乡级动物防疫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在七日内报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本条例所称的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种蛋、鲜奶以及未经熟制的肉、脂、脏器、血液和未经加工的绒、骨、角、头、蹄、尾等。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包括动物疫病的免疫、监测、检验、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等综合性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的活动以及对动物、动物产品生产、屠宰、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检疫。

本条例所称经营，包括动物、动物产品的收购、屠宰、加工、仓贮、运输、出售和利用动物进行展览、演出、比赛等活动。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9月25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动物检疫和卫生监督条例》同时废止。　



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王小芳 涂斌华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笔者在对立法缺陷一一进行剖析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希望对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抗诉权 抗诉事由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规定

依据通说，民事抗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存有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引起再审的法律监督权。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要或者说是只对刑事案件进行抗诉，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只能十分有限行使。我国法律对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散见于《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关司法解释之中。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却没有作任何规定。
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试点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限于对违法的生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民事、经济判决、裁定不在抗诉之列。
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才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抗诉作过一些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细则》等。
我国上述法律虽然对民事抗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且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变化后，仍未对其进行修改，体现不出清晰的立法思路和理念基础，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二、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已越来越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民事抗诉权不完整，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无权抗诉。
对于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能否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与《民诉法》作了不同的规定。 《刑诉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一审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这就赋予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不管是否生效都可以抗诉的权利。而《民诉法》却规定检察院只能“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条件的抗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再次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其抗诉亦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监督是案件终结后的‘事后监督’。” 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使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完整的抗诉权，只是产生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后”抗诉权。《民诉法》第185 条确认的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排除了检察院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事前行之有效的其他监督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是将宪法赋予检察院的完整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检察方面予以割裂，只是部分地授予检察院。
（二）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三）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四）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六）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七）民事抗诉权的审级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理解于运用上的冲突与混乱。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１８４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判，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院系统则主张向同级法院抗诉并由同级法院审理。其理由是保持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同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相对应，“如果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原审法院审理，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会违反司法工作中同级相对应的原则” 。
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将检察机关置于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这无疑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如果由原审法院对自己的裁判结果进行重新审查，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结论，同时也使当事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放弃继续申诉的决心。有数据显示，抗诉案件由上级法院提审的改判率明显高于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因此，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


上述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造成民事抗诉制度在运作上出现不少混乱和“盲区”，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所要求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规范与行使：
（一）加强民事抗诉权的立法，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则性规定的曲解，可以首先通过立法解释来予以解决，由任何某一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的做法显属不妥。根据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二）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条件，既要防止检察机关不当地行使民事抗诉权损害私权，更要防止民事抗诉权的滥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对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在民事案件中，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些权利的支配和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亦可放弃请求权。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具有检察监督职责，这是宪法的规定。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私权进行不当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即我们要限制民事抗诉，也就是指民事抗诉范围仅限制在为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提起。
（三）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事由。首先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四、结 语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与力度的加大，笔者认为，最终应当以实现审级制度改革为前提，逐步取消民事抗诉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审判惯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制度应当与经济制度同样与国际接轨，应当有所突破。若审判采三审终审制，附带再审之诉，则在民事审判中，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民事抗诉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对少数疑难、复杂民事案件提高审级，使司法终审裁判权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从而使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较高级别的法院法官相对高的素质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可靠保证。以此为前提，审判监督制度可以从改革再审事由入手，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即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交给当事人根据再审事由来启动，完全取消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入，褪去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固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两课部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章武生.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载199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