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51号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O一O年十月二十六日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条 市、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泰安高新区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由泰安高新区管委会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四条 以下机构及人员（统称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一）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二）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工作者；
　 （四）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五）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六）法律援助志愿者。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第五条 乡（镇、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提供咨询、调解、民事代理等法律援助。
　 民事法律援助事项，有可能协商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代理受援人一方，按民事调解的程序参与调解，10日内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应转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但是，诉讼或者仲裁时效即将届满的应及时告知，由申请人决定是否直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第六条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设置显著的标识和便民服务窗口，按规定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设施,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为申请人提供高效便民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档案资料外,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免收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对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制费给予减收或者免收,减收后所收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公证、司法鉴定事项的,应当免收公证费、鉴定费。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和条件
　 第九条 经济困难的公民对下列事项,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因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八)因劳动合同关系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九)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在征地、拆迁中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一)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一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二条 公民经济困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正在享受城镇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三)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
　 (四)特困职工;
　 (五)农村“五保”对象;
　 (六)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七)家庭人均经济收入为最低生活保障线2倍以下的军人和军属;
　 (八)符合规定的其他人员。
　 申请人住所地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公民经济困难应持有下列相应证明材料:
　 (一)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应持有户籍所在地、暂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二)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应持有县级以上残联出具的有效证件;
　 (三)特困职工应持有县级以上总工会出具的有效证件;
　 (四)军人或军属经济困难的应持有所在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或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武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第十四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其经济状况,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向其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或事项属于市级审理机关管辖的,或者市以上有关部门管理的，应向市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委托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移送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泰山景区管理范围内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具体工作由泰山管委、市司法行政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六条 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告知或者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接收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审查。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如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三)经济困难证明;
　 (四)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按照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应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法律援助事务的。
　 第二十条 在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中,当事人以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为依据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做出决定后，应及时确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或人员，并下达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法律服务机构收到指派通知书3日内，必须指定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应及时与受援人取得联系。
　 法律援助机构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自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有关机构或人员提供以下法律援助：
　 （一）法律咨询；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法律事项代理；
　 （五）公证；
　 （六）司法鉴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保守受援人秘密，不得收取受援人任何财物，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四条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异地调查取证、非诉讼调解、文书送达、申请执行等有困难,需要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的,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为调查办案提供便利条件，支持、帮助法律援助人员完成法律援助任务。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反映或者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15日内，法律服务机构应将有关材料和结案报告送交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向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的办案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按照司法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停止对其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无合法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就经济状况证明进行查证或者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档案资料不予配合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提出责令配合或者给予主管人员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政府第82号令《泰安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患者不是消费者

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一段时期来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部分地区流行，为了控制疫情社会各届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在大家努力下非典疫情基本已被有效遏制。在所有阻击非典的措施中，对非典病人及疑似患者的隔离治疗是所有措施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做法有《传染防治法》做为其法律依据。通过这一事件，医患法律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显现出来 ，即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患者不是消费者。
一、问题的提出
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的提出始发于两个动因：其一，消协可否介入调处医疗纠纷；其二，医患纠纷中患者可否要求双倍返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94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依据这一法律规定1985年在我国已成立的消费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消费者组织在县以上行政区域已基本普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网络初具规模。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围绕市场经济下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促进消费者建立科学的消费观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全社会唤醒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消协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与消费者权利意识上升的同时，全社会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步上升，患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同样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值提高了，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医疗行政部门处理纠纷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谁来处理医患之争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消费者协会的参与自然而然地被提及。王海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第一个试尝依据该法第四十九条向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主张双倍返还的消费者，其知假买假并依法索赔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王海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前有车后有辙，一些患者在一些纠纷中同样想到了双倍返还问题，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一些患者积极主张患者就是消费者这一观点，消协也不失时机地介入医患纠纷以保护患者“这一特殊消费群体”；与此相反医疗从业人员否认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医患之争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争议由然而起。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规定患者是消费者
长期以来，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明文规定患者是消费者。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法律渊源及法律适用均由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确规定该法适用医患关系；不仅如此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均未做出立法或司法解释称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们说医患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国际上大都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做为大陆法系鼻祖的德国及民事法律比较发达的法国均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我国台湾地区仅有个别判例认为患者是消费者，这些判例出现后台湾医师公会进行强烈反对其后台湾地区的医患之争亦未再适用台湾地区的“消保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者给出明确的定义，因此一些人称医疗行业就应当包含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列，事实上这是对医疗服务的一种误解，关于服务的定义，芬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让我们明确看清消费者的内涵，芬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该法所称商品包括消费性货物及消费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包括修理业、旅游业、文化业、运输业、货物储藏及保险业等，由此可见医疗卫生业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业之列；印度198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列明了该法所称服务的内容，医疗行业未在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中。因此我们说从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患者也不是消费者。
三、医患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患者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保证得到可供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消费者的上述权利在每一个消费行为中都可以也都应当得到落实，反观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述权利则难以简单地套用。
同消费者与经营者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一样，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这一合同关系表现出了其他任何合同关系都不具有的特点，这表现在：
1、强制缔约：这是公法对医患合同关系进行的限制，这一特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任何情况下医方无权拒绝患者的治疗要求。若病人的病情超出了医生的专业或治疗能力，医生有义务指示患者转医，但对危重病人必须就地治疗，不得拒绝急救；其二，当患者为甲类传染病或疑似甲类传染病时，医方有权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和强制隔离，显然一般的消费关系不具有这一特点。
2.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抽象的诊疗过程而不是保证医疗结果：一般消费的目的均可要求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一目的在医患法律关系中难以实现，因为现代医学科学尚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医护人员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只能保证尽最大的努力，除美容整形变性等特殊医疗服务合同外，要求医疗服务合同达到一定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3.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有一定的治疗决定权也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医生在进行重大侵袭性医疗行为时尊重患者的最终决定权是目前医疗界的共识，这也是法治社会对患者人格权尊重的体现。但是请不要忘记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毕竟医生掌握专业知识，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医生仍可决定治疗方案的取舍，这在其他消费行为中是不能想象的。
4.医患之间是高度合作的关系：医患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是双方在一个合同关系中目标一致，这与其他消费关系也显著不同。
从医患法律关系与一般消费合同的显著差别我们可以看出，医患法律关系有很多与一般消费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医患之间不是简单地买与卖的关系，二者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高度协作信任关系，医患之间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消费合同来衡量。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施的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我国医疗收费尚未实现按成本收费，特别是医疗服务的客体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支付的诊疗费（而非药费和器械费，关于药品与器械笔者将另行专门论述）是一种难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医疗纠纷的双倍返还要求不具有公平性，不应在医疗纠纷中简单地套用。
四、全社会都应大力保护患者的权益
谈到这里我们反过来提一个问题，患者不是消费者其权益是否就难以保障？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相应完备地建立了医事法律制度，不是消费者的患者其权益一样可以得到保护。
首先，我国《执业医师法》已经颁布实施四周年，《执业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了较高的从业要求，其目的就是从人员素质上把好进门关以确保患者生命健康权。
其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对广大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提出了较多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该《条例》也规定了医患纠纷的索赔途径及赔偿标准，其规定是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最后，依据《医师法》中国医师协会已经成立各地方医师协会也在逐步建立，医师协会的建立是与WHO相适应的一个发展趋势，协会的重要目的是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管理就是维护患者的权益，而医师维权决不是以患者权益被侵害为前提，医师维权的最终目仍然是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医患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没有任何经营者可以强迫消费者缔结合同，医方则可在一定条件下对特殊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目前的“非典”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一般的消费关系，医患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大消费者协会为患者提供保护的初衷值得肯定，但不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医患之争，患方的权益同样能够得以保障；虽然我国的医患关系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相信随着医师执业环境的改善，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开展，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