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派驻地方监督管理机构合署办公的通知

林人发〔2009〕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国家林业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积极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精简效能、规范运转的机构编制管理模式，根据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精神，在国家林业局驻成都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成都办事处、拉萨办事处合署办公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将国家林业局其他派驻地方监督管理机构合署办公。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署办公的机构及监督管理区域
　　（一）国家林业局驻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哈尔滨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黑龙江省，其中，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工作仍由国家林业局驻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负责。
　　（二）国家林业局驻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呼和浩特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内蒙古自治区。
　　（三）国家林业局驻乌鲁木齐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四）国家林业局驻西安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西安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五）国家林业局驻武汉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武汉办事处、郑州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湖北省、河南省。
　　（六）国家林业局驻福州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福州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福建省、江西省。
　　（七）国家林业局驻云南省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昆明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云南省。
　　（八）国家林业局驻海口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海口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南宁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九）国家林业局驻长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沈阳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吉林省、辽宁省。
　　（十）国家林业局驻贵阳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长沙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贵州省、湖南省。
　　（十一）国家林业局驻合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济南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安徽省、山东省。
　　（十二）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上海办事处、杭州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十三）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北京办事处、天津办事处、石家庄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十四）国家林业局驻成都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成都办事处、拉萨办事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监督管理区域为四川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
　　二、合署办公后各单位的管理
　　（一）合署办公后的机构由国家林业局按照派驻地方的独立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对外保留现有机构的牌子，对内实行一套管理制度，在一套班子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履行现有的各项职能。合署办公机构所在地林业厅（局）领导不再兼任相关办事处主任职务。
　　（二）合署办公的机构均设立党组，作为国家林业局党组的派出机构，在国家林业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合署办公机构的全面工作。合署办公机构各党组一般设党组书记1名（兼专员办专员和办事处主任），党组成员2名（分别分管森林资源监督和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工作）。党组的设立及其干部的管理，由国家林业局党组商合署办公机构所在地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后确定。
　　（三）合署办公机构承担的森林资源监督业务继续由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归口管理，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业务继续由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归口管理。合署办公机构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国家林业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合署办公机构在保持现有经费渠道不变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和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专员（主任）一支笔审批制度，并接受上级机关的审计和监督。设施设备等资产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国家林业局的有关规定，实行统一登记和管理。干部调配、任免、考核、工资福利、人事档案等，按国家林业局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机关党的工作执行党的工作属地化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相关具体问题
　　（一）对合署办公机构的职能做必要调整。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赋予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上海办事处、杭州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合署办公后的机构对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森林资源监督管理的职责；赋予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北京办事处、天津办事处、石家庄办事处合署办公后的机构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西省森林资源监督管理的职责。同时，派驻监督管理机构合署办公后，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不再具体承担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森林资源监督管理的职责。
　　（二）国家林业局驻兰州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专员办事处原负责的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森林资源监督业务交由国家林业局驻西安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负责，国家林业局驻西安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在兰州市设分支机构，承担相关具体工作。
　　（三）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上海办事处、杭州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合署办公后的领导机构设在上海市；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北京办事处、天津办事处、石家庄办事处合署办公后的领导机构设在北京市。其他合署办公机构的领导机构仍设在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所在地。
　　（四）上列合署办公的机构中，同处一城的机构，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统一办公地点，统一挂单位牌子，人员在合署办公机构间统一调配；合署办公机构领导机构所在地之外的其他机构，暂保持办公地点不变。
　　（五）国家林业局驻成都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与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成都办事处、拉萨办事处正式合署办公，结束试点工作。
　　四、合署办公工作的组织领导
　　成立国家林业局派驻监督管理机构合署办公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家林业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研究、决策合署办公工作中的相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贾治邦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印红同志担任，成员由国家林业局人事司、资源司、保护司、计资司、机关党委、濒管中心和相关专员办及监察部驻国家林业局监察局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相关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日常工作由国家林业局人事司司长张永利、资源司司长兼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汪绚、濒管中心常务副主任苏春雨同志负责。
　　特此通知。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