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供在贿赂案件侦破中的价值
吴明磊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通常的办案方式是：侦查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即展开初查，掌握一定线索后即直接向被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这种调查的后果是，如果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则立案；面对面的调查成为讯问，讯问所得口供成为下一步搜查、取证的线索和根据；如果不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除非有其他确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不予立案。可见，司法实践中，口供是侦破贿赂案件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连立案都成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办案方式，有学者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实现反贪侦查模式转换的问题。该观点将侦查模式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认为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封建制度下靠口供定案的产物，是落后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一种模式。而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贪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式的，既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也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思想，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1]
笔者认为，我国现实的反贪侦查工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获取口供的方法上以及对程序的执行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改进之处，如取供方式落后、直接或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时间等。但这些是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侦查模式上的问题。就我国现行法制条件而言，口供在侦破贿赂案件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并且，那种将侦查模式划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并据以否定现行反贪侦查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实践情况的。
一、从侦查手段上讲，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主要侦查手段的模式是我国现行法制下唯一的选择。贿赂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隐蔽性强，除当事者外，犯罪行为一般不为人所知，并且缺乏实物证据来予以证明。这一特点决定了查证这类犯罪实属不易。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贪侦查工作来看，一般是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2] 这种侦查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案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78年实施的“阿伯斯坎” (Abscam) 行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线人化妆成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诱使多名资深政客接受他的贿赂，他们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联邦调查局摄入镜头，成为对他们起诉的直接罪证，最后对六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起诉并判定他们犯有受贿罪。[3] 在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这种侦查措施，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官员们关在办公室里密谋贪污的勾当，只有用秘密摄像才能进行观察”，“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并表示要继续进行下去。[4]
但在我国，主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是规定在1993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而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因此，检察机关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取得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同时，与许多国家相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相反却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既然有此规定，侦查机关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的办案方法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将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定性为封建的、落后的侦查模式并无科学的根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是先取得口供再取得其他证据，还是先取得其他证据再取得口供，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案件若在取得口供之前先取得其他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侦破案件只能靠获取口供。这一点，即使在特别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赋予其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司法界著名学者之一的弗雷德.英博教授就认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在案件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英博教授还列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以口供来破案的数起案件，以此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5] 可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不能与封建的“口供中心主义”和“罪从供定”划等号的。在封建时代，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赋予其极大的证据效力，为取得口供，不惜允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在现代法制国家，虽然也重视口供的作用，但对取供的方法和程序、口供的证据力都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如英美等国的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等等。而且，各国都特别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口供等证据，这才是封建法制与现代法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是与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不相干的。
三、贿赂案件的立案模式和线索特点决定了口供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因此，刑事案件的立案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也即因事立案。这类案件虽然一般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清楚的，一般也都有显露的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如杀人、放火等案件大都属此类。另一类是因发现犯罪嫌疑人而立案，也即因人立案。这类案件虽然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不清楚的，如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指认、告发案件即属此类。贿赂案件因其绝大多数是由举报而发案，而举报的对象一般是明确的，举报的犯罪事实是不明确的、待查的，所以也属此类。因事立案型案件其侦查人员最先接触的是“事”，并围绕着对事的调查而掌握相关的物证、书证，其侦查目的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以，是取证在先取供在后。而因人立案型的案件，其侦查人员一开始就面对的是“人”，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从“人”入手，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但毫无疑义的是，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于这类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也可以这么说，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这类案件必须较早地接触犯罪嫌疑人，以获取口供。从贿赂案件的线索特点来看，贿赂犯罪本来就是行受贿双方当事人幕后进行的交易，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作为线索来源的举报，因受举报人知情程度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就更少。在难以取得其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先取得口供再围绕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来侦查取证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四、从实际的办事效果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并不比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为差。相反，由供到证的效果往往优于由证到供。这是因为，在由证到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常常会先入为主，为使口供能符合已经取得的其他证据，往往会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甚至是逼供、诱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没有犯罪经历的被审讯对象所作口供只能是靠审讯人员的提示而作出，审讯人员掌握什么情况，被审讯对象就供述什么。如某案中，侦查人员在A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中记明曾送给B单位的陈某2000元人民币。侦查人员在向A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核实后，便传讯陈某。审讯中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陈某被迫承认受贿2000元人民币。而实际情况是，帐目中的这一笔支出是会计为掩饰短款问题，与业务员合谋后所写，根本没有向陈某行贿一事。陈某交待事实与A公司会计、业务员一致，完全是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顺杆爬”的结果。与上述由证到供情况相反，在由供到证情况下，根据口供提取的其他证据则一般比较可靠。如某案中，李某供述曾收受A公司所送瑞士梅花表一只，松下录放机一台，侦查人员根据李某供述，到A公司和李某家中提取了相应的书证、物证。本案中，由于侦查人员在李某供述之前并不掌握李某与A公司的关系，也不清楚李某家中物品情况，所以无法进行诱供，口供的真实性就比较强。由以上两案可知，以口供来突破案件，其办案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参见樊崇义、陈永生：《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2]参见[英]斯蒂芬.莫尔著，李峰等译：《权力与腐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参见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4]同前，第167页。
[5]参见[美]弗雷德.英博著，何家弘等译：《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湖北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
《湖北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7月25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罗清泉
2005年8月9日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监督管理，全面推进信息化进程，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信息化建设活动及对其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保密和电信业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从事信息化建设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安全可靠、务求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努力提高本地区信息化总体水平；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信息化建设领域，依法保护信息化建设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统一规定，准确及时地提供信息化统计资料，接受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信息化建设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拟订本省信息化建设的有关技术标准；
(三)对本省计算机信息网络、信息安全及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协调，促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社会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
(四)配合各应用部门搞好信息应用系统建设，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信息化知识的普及、宣传和教育；
(五)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信息化指标的收集、整理和汇总工作；
(六)完成国家信息化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发展与改革、建设、公安、国家安全、保密、通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依据法定的职责做好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州)、直管市、县(市)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协调与监督工作。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信息化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省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在全省信息化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编制本部门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并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各市、州、直管市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凡使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建设单位应按照法定程序向投资主管部门申报审批或核准。投资主管部门在审批或核准前，应当征求同级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从事信息化建设项目设计、开发、施工、服务及保障业务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资质认定，并在其资质等级相对应的范围内开展业务。
禁止无资质证书者或者超出资质等级承接信息化建设项目。
第十二条 从事信息化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可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对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质量实施监督，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并完善信息化建设招标投标制度、监理制度、竣工验收制度。
第十四条 信息化建设项目必须与信息网络安全保障系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涉密信息化建设项目必须与保密设施建设同步进行，经市(州)级以上保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下列信息化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实施招标投标和监理：
(一)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
(二)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资金，以及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总投资规模在50万元以上的信息化建设项目。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监理、质量监督和验收。
第十六条 从事信息化建设项目监理活动的单位，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同一项目的建设和监理必须由相互独立的机构分别承担。监理单位要先于建设单位介入。没有确立监理单位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始建设。
第十七条 未按国家规定取得监理资质证书的单位不得从事信息化建设监理业务。
监理单位不得伪造、转让、出租、买卖资质证书；不得转让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监理业务。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方法及步骤对信息化建设项目组织验收。
对本办法第十四条所列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未经组织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九条 全省各地、各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在充分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鼓励使用公共基础网络资源，建设电子政务传输平台，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使用宽带网络及安全无线网络技术。
第二十条 政府信息专用网络机构应当制定网络用户名单，经同级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接入政府信息专用网络。
第二十一条 政府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应当统一数据标准，重视元数据建设，提高数据的规范化程度，构筑数据共享的基础，实现多源信息的集成整合与深度开发。
第二十二条 信息资源开发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分类开发；
(二)政务信息资源由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开发；
(三)保密的信息资源按照有关保密法规进行开发；
(四)公益性信息资源，由相应服务单位开发，面向社会开放。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信息资源。
第二十三条 信息提供和发布者通过公共信息网络发布信息，应当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合法的信息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信息所有者许可或者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删除、修改信息的网络功能或者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
第二十四条 经营公共信息网络和利用公共信息网络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其服务收费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公共信息网络的经营单位和应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网络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并接受公安部门对于安全保障的检查和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合法授权，不得擅自侵入公共信息网络系统，妨害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运行。
第二十六 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下载或者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违反宪法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泄漏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五)散布谣言或者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的；
(六)散布淫秽、色情、赌博、吸毒、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八)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已经做出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设计、开发、施工、服务、保障及监理业务的；
(二)在信息化建设活动中规避招标、监理或者未经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
(三)伪造、转让、出租和买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九条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