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1996年10月10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6年11月22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1996年12月3日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2004年6月30日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少数民族权益是指少数民族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主要包括：民族的平等权利；获得国家帮助发展经济、文化的权利；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等。

本条例所称的少数民族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由国家正式认定的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民族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事务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五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适应本地少数民族特点和需要的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经常对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

各民族公民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共同进步，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

第七条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在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加强团结和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



第八条公民的民族成份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第九条民族乡的乡长，必须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人民政府在配备工作人员时，应当配备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适应的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30%以上的村，可以称为少数民族聚居村。

少数民族聚居村的确认，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市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确认，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市、县（市）、区和辖有少数民族聚居村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中，要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且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辖有民族乡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中，应有建乡的少数民族代表。在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建乡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应当有适当比例的代表。

市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

第十二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特别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单位以及少数民族职工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有关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选拔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第十三条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招收职工、部队征兵和学校招生时，对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公民不得因民族成份、风俗习惯、语言不同拒绝录用、招收少数民族公民。

对少数民族人员参加招聘干部、就业文化考试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照顾。

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或者以少数民族职工为主体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工时，应当以招收该少数民族公民为主。

第十四条少数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少数民族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依法保护少数民族公民的正常宗教活动和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保障各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工作。

少数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犯罪嫌疑人，应当为之提供翻译。

第十六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各民族干部、群众正确称谓少数民族，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宣传、报导、出版、文艺创作、电影电视摄制，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

第十七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在处理涉及有关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充分协商，并征询当地民族事务部门的意见，及时妥善处理。

少数民族公民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遇有困难无法解决时，可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帮助解决。

少数民族公民如遭受民族歧视、侮辱，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控告。有关国家机关必须及时调查处理。



第三章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



第十八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在安排年度计划和财政预算时，从实际出发，安排一定数额的经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分配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专项资金及其他固定或者临时专项资金时，应当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给予照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分配扶贫专项物资时，应当照顾贫困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以及散杂居的贫困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九条民族乡的财政体制由上级人民政府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优待民族乡的原则确定。

民族乡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应当给民族乡安排一定的机动财力，乡财政收入的超收部分和财政支出的节余部分，应当全部留给民族乡周转使用。对支大于收的民族乡，要采取定额补助或者定额递增补助的办法，递增比例要根据县（市）、区财力，由财政部门和民族乡研究确定；财政收入比较稳定的民族乡，可以实行财政体制一定几年不变。

第二十条金融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对民族乡发展经济方面的贷款给予照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件，予以贴息贷款。

对于生产少数民族用品的企业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金融部门要按照贷款条件优先贷款。

民族乡发展乡镇企业的贴息贷款，贴息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集中一些财力、物力重点解决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在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发展问题。

第二十二条民族乡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管理和保护本乡的自然资源，并对可以由本乡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四章发展少数民族的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二十三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加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二十四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财力，有计划地安排一些资金，改善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应当在财政上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用于发展民族教育。有关部门在安排民族教育资金时，应当对实行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学、小学给予适当照顾。

第二十五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工作的教师、医生、科技人员，应当在奖金、补贴等福利待遇方面给予优惠。

对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民办教师和在民族中学、小学工作的汉族民办教师，应当优先选招为公办教师。

新分配到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中学、小学任教的毕业生，可以从报到之日起转正定级。

第二十六条对义务教育后阶段报考各级各类学校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第二十七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在有关中学中设立民族班，使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入学。

少数民族中学、小学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应当推广汉语言文字。

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可以设立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学校。

第二十八条市和辖有民族乡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医生、科技人员到民族乡工作，帮助民族乡提高中学、小学教学质量和卫生院、所的医疗水平，开展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和科技人员、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组织和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协作。

第二十九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帮助和扶持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建立健全卫生院、所；有计划地培养、培训少数民族医务人员，提高医务人员素质。

加强对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常见病的防治，积极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第三十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扶持民族乡办好广播站、文化馆等文化设施。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活动中心或者文化馆（站），组织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保护和继承具有民族特点的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对少数民族文物的保护。

第三十一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少数民族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体育活动，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扶持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逐步建设和完善体育设施。

第三十二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少数民族中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工作。



第五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第三十三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合理设置清真食品商业网点。宾馆、医院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清真饮食或者配备专用清真灶具。

第三十四条在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职工较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清真食堂或者清真饮食，对单位没有清真食堂或者清真饮食的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职工，应当按照规定发给伙食补助费。

第三十五条申请开办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经当地民族事务部门登记备案、核准资格，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办理有关证照，并领取和使用民族事务主管部门统一核发的清真标识后，方可营业。

《长春市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证》和“清真”标牌，不得伪造、转借、转让。

第三十六条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饮食品的单位和业户的主要负责人、采购员、保管员和主要操作者，必须是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其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比例应当占总人数的50%以上。

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饮食品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得随意改变其服务方向。确实需要改变的，必须征得当地民族事务部门的同意，并经工商行政部门重新核发营业执照。

第三十七条清真饮食品操作间、运输车辆、冷藏容器、餐具和出售场地应当专用。

清真饮食品专用柜台、摊床必须与出售非清真饮食品柜台、摊床相隔离，人员不得混岗。

第三十八条凡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饮食品生产、加工、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厂名、店名、文字、图画、菜单及室内外装饰等应当规范化，符合该民族的特点、风俗习惯的要求。

第三十九条在分配或调整职工住房时，不得使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共同使用一个厨房。

第四十条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其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第四十一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实行土葬的回族等少数民族妥善安排墓地。对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他人不得干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破坏回族墓地。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采取非正当手段更改民族成份的，由有关机关予以立即纠正。用非正当手段更改民族成份而获得的招干、招工、升学以及其他优惠待遇，应当予以取消。对有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更改民族成份的，应当予以纠正，并由本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因未正确称谓少数民族或者歧视、侮辱少数民族而引发民族纠纷的，由有关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视不同情况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规定的，由民族事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同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长春市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规定的，由有关机关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对坚持不改，造成严重影响的，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六条对违反本条例的其他有关规定，侵犯少数民族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九条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本条例自1996年12月3日起施行。

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