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试行）》的通知



卫办疾控发[2007]67号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包虫病是由棘球蚴属绦虫寄生于人体或宿主动物体内而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我国，包虫病有囊型和泡型包虫病两种，其中，泡型包虫病由于病死率较高，被称为“虫癌”。包虫病主要流行于西部地区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以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和四川西部最为严重。2004年完成的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包虫病流行区人群的平均患病率为1.084%。据此推算，目前流行区有包虫病病人38万。包虫病在我国流行比较广泛，人群感染率较高，已严重影响到部分群众特别是西部牧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成为我国西部牧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

为了科学、规范地指导各地开展包虫病防治工作，确保《2006-2015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目标的实现，我部组织制定了《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七年四月五日

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

（试行）



为了科学、规范地开展包虫病防治工作，确保《2006－2015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目标的实现，特制定本方案。

一、防治工作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

二、传染源犬的管理

(一) 犬的管理和驱虫

1. 登记管理：建立犬驱虫登记卡，对流行区的所有家（牧）犬应进行登记，并以村为单位对无主犬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姓名、犬的性别、年龄、毛色、每次驱虫的日期等。

2. 犬驱虫：采用吡喹酮（规格：0.2g/片）对所有犬进行药物驱虫。每犬每次1—2片（体重大于15kg的犬每次2片）。

3. 投药频率与方法：每月定期驱虫1次。将药物包被在犬能够吞食的饵料中，给犬喂食。确认犬吞服后在犬驱虫登记卡上进行记录。

4. 驱虫后的犬粪处理：犬驱虫后5天内，收集犬粪进行无害化处理（深埋或焚烧），防止棘球绦虫卵污染环境。

5. 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犬的数量，有条件的地区捕杀无主犬。

（二）犬感染情况的调查

1. 抽样方法：每年4—5月份，在每个流行乡随机抽取1个行政村，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每个村根据犬驱虫登记卡，抽取20户养犬户，每户取1份犬粪样，共20份，不足20份者在临近村补足。

2. 检测方法：采用免疫学方法检测犬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以下简称粪抗原），计算粪抗原阳性率。

3. 统计指标：粪抗原阳性率=阳性数/检查粪样数×100%。

三、家畜的管理

（一）牲畜屠宰管理

1. 屠宰场的管理

对病变脏器实施无害化处理（高温高压、焚烧或深埋），严禁出售；严禁在屠宰场内养犬，并防止犬进入屠宰场。

2. 家庭和个体屠宰的管理

在目前尚不具备定点屠宰条件的地区，要教育和引导群众不用未经处理的病变脏器喂犬，可将病变脏器煮沸40分钟后喂犬，也可对病变脏器焚烧或深埋。

（二）家畜感染情况的调查

1. 调查方法：在以羊为主要畜种的流行县，每县每年在屠宰场检查羊数不少于500只；在以牦牛为主要畜种的流行县，每县每年在屠宰场检查牦牛数不少于300头。分别记录羊或牦牛的齿龄和所在乡名。

2. 检查方法：检查每叶肝、肺的表面，触摸脏器实质内有无囊状物或硬结，对发现的囊状物或硬结进行剖检和鉴别，记录棘球蚴囊的数量，计算感染率。

3. 统计指标：羊（或牦牛）感染率=棘球绦虫感染羊（或牦牛）数/检查数×100%。

四、健康教育

（一）宣传对象和主要内容

1. 对各级干部和宗教人士重点宣传包虫病的危害、防治知识和应采取的防控措施。

2. 对中小学生重点宣传包虫病基本防治知识，养成饭前洗手、不玩狗的良好卫生习惯。

3. 对屠宰人员重点宣传不用病变脏器喂狗和对病变脏器进行无害化处理等基本防治知识。

4. 对农牧民重点宣传定期给犬喂药驱虫、不用生的病变脏器喂犬、主动接受医务人员的检查和治疗等基本防治知识。

（二）方式和方法

1. 宣教语言通俗化。健康教育的内容应通俗易懂，使群众易于接受和记忆。在少数民族地区注意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宣传。

2. 宣教媒介多样化。通过电视、广播、包虫病科普录像、小型展览、宣传画、宣传册、病畜包虫病感染脏器标本等，传播包虫病防治知识。

3. 宣传方式多样化。通过教师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宣讲员在社区举办讲座，动员宗教人士在宗教活动中传播防治知识，组织流动宣传车以及与包虫病病人座谈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结合开展人群包虫病检查、治疗工作和犬的驱虫管理等防治活动，使包虫病防治知识深入每个家庭和个人。

五、病人的发现、治疗和儿童感染情况监测

(一) 病人的发现

1. 查病范围和覆盖率：在开展病人线索调查的基础上，以县为单位，在5年内完成辖区内所有流行乡的调查，行政村覆盖率应达到80%以上，以行政村为单位人口覆盖率应达到60%以上。

2. 检查方法：根据《包虫病诊断标准》（WS 257－2006）采用B超影像学检查，对疑似者采用血清学方法辅助诊断，计算患病率。

3. 统计指标：患病率= (临床诊断病例数+确诊病例数)/检查人数×100%。

（二）疫情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包括乡村医生和个体医生），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规定，采用网络直报或传染病报告卡对发现的所有确诊、临床诊断和疑似包虫病病例进行报告。

（三）病人治疗

1. 药物治疗：详见附件《包虫病药物治疗技术方案》。

2. 手术治疗：对符合手术指征并愿意接受手术治疗者，可选择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具体的治疗方案另行制定。

（四）儿童感染情况监测

1. 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流行乡每两年调查1所小学全部12岁以下的学生。

2. 检测方法：采集指尖、耳垂或静脉血样，采用血清学方法检测棘球蚴抗体。检测方法和试剂应相对固定。

3. 统计指标：人群血清学阳性率=阳性人数/检查人数×100%。



附件
包虫病药物治疗技术方案
（试行）
一、包虫病的诊断
（一）诊断标准
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有在流行区居住、工作、旅游或狩猎史，或与犬、牛、羊等家养动物或狐、狼等野生动物接触史；在非流行区有从事来自流行区的家畜运输、宰杀、畜产品和皮毛产品加工等接触史。
2.B超扫描、X线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发现包虫病的特征性影像；或发现占位性病变并查出包虫病相关的特异性抗体或循环抗原或免疫复合物；或病原学检查发现棘球蚴囊壁、子囊、原头节或头钩等。
3.排除其它原因所致肝、肺等器官的占位性疾病。
（二）分型
1.囊型包虫病的B超影像学分型
（1）囊型病灶（CL型）：囊壁不清晰，含回声均匀内容物，一般呈圆型或椭圆型。
（2）单囊型（Ⅰ型）：棘球蚴囊内充满水样囊液，呈现圆形或卵圆形的液性暗区。由于棘球蚴囊壁与肝组织的密度差别较大，故呈现界限分明的囊壁。本病的特异性影像为其内、外囊壁间有潜在的间隙界面，可出现“双壁征”。B超检测棘球蚴囊后壁呈明显增强效应，用探头震动囊肿时，在暗区内可见浮动的小光点，称为“囊沙”影像特征。
（3）多子囊型（Ⅱ型）：在母囊暗区内可呈现多个较小的球形暗影及光环，形成“囊中囊”特征性影像。B超检测显示花瓣形分隔的“车轮征”或者“蜂房征”。
（4）内囊破裂型（Ⅲ型）：内囊破裂后，囊液进入内、外囊壁间，出现“套囊征”；若部分囊壁由外囊壁脱落，则显示“天幕征”，继之囊壁塌瘪，收缩内陷，卷曲皱折，漂游于囊液中，出现“飘带征”。
（5）实变型（Ⅳ型）：棘球蚴囊逐渐退化衰亡，囊液吸收，囊壁折叠收缩，继之坏死溶解呈干酪样变，B超检查显示密度强弱相间的“脑回征”。
（6）钙化型（Ⅴ型）：包虫病病程长，其外囊肥厚粗糙并有钙盐沉着，甚至完全钙化。B超显示棘球蚴囊密度增高而不均匀，囊壁呈絮状肥厚，并伴宽大声影及侧壁声影。
2.肝泡型包虫病分型
分型内容 病变程度
原发病灶 P0 肝脏无可见病灶
P1 周围病灶，无血管和胆道累及
P2 中央病灶，局限在半肝内，有血管和胆道累及
有无黄疸 P3 中央病灶侵及左右肝脏，并有肝门部血管和胆道累及
P4 任何肝脏病灶伴有肝血管和胆道扩张
邻近器官累及情况 N0 无邻近器官、组织累及
N1 有邻近器官、组织累及
转移病灶 M0 无远处转移M1 单个病灶远处转移
（三）鉴别诊断
1.肝囊型包虫病的鉴别诊断
鉴别病种 影像学检查 包虫病免疫学检查 血常规检查 临床表现
肝囊型包虫病 双层壁、多子囊、内囊塌陷、囊壁钙化 阳性 可有嗜酸性粒细胞增高 局部占位、压迫症状或破裂症状，可有过敏反应
肝囊肿 显示囊壁较薄，无“双层壁”囊的特征 阴性 - 可有局部占位、压迫症状
细菌性肝脓肿 无棘球蚴囊特征性影像 阴性 白细胞数明显升高； 高热、寒战、肝区疼痛等全身中毒症状
右侧肾盂积水和胆囊积液 无棘球蚴囊特征影像 阴性 - 可有局部占位、压迫症状

2.肝泡型包虫病的鉴别诊断
鉴别病种 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 包虫病免疫学检查 血液检查
肝泡型包虫病 肝区不适，病程较长，晚期可出现梗阻性黄疸、门静脉高压症 病灶周边为“贫血供区”，形态不规则，病灶的实变区和液化区并存，室腔壁高回声或“地图征” 阳性 可有嗜酸性粒细胞增高
肝癌 多有肝炎病史，病变发展速度快，病程相对短 病灶周边多为“富血供区” 阴性 甲胎蛋白升高，肿瘤相关标记物阳性
肝囊肿 可有局部占位、压迫症状 显示囊壁较薄，无“双层壁”囊的特征 阴性 -
二、药物治疗
（一）治疗对象
适用于无禁忌症的肝囊型包虫病Ⅰ-Ⅲ型、多器官包虫病、肝外包虫病患者和不宜采取外科手术根治的泡型包虫病人。
（二）服药方法
1.阿苯达唑片剂（规格：200 mg/片），每人每天15mg/kg体重，根据体重测算药量，早晚2次餐后服用，连续服用6-12个月或以上。
2.阿苯达唑乳剂（规格：12.5 mg/ml），每人每天 0.8 ml/kg 体重，14岁以下儿童每天 1.0 ml/kg体重, 早晚2次餐后服用，连续服用6-12个月。
（三）禁忌症及注意事项
1.妊娠期间和哺乳期的妇女、2岁以下儿童、有蛋白尿、化脓性皮炎及各种急性疾病患者禁用。
2.有肝、肾、心或造血系统疾病、胃溃疡病史者和HIV感染者，应到县级或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后确定治疗方案。
3.有结核病的包虫病患者，应参照结核病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治愈后再进行包虫病治疗。
4.服药期间应避免妊娠。
（四）疗效判定
以B超影像为主，对腹部各脏器及腹腔包虫病进行疗效判定。
1.治愈
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且B超检查具有以下特征之一：
（1）囊型包虫病：包囊消失；囊壁完全钙化；囊内容物实变。
（2）泡型包虫病：病灶消失；病灶完全钙化。
2.有效
（1）囊型包虫病：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且B超检查具有以下特征之一者：囊直径缩小2cm以上；内囊分离征象；囊内容物中回声增强，光点增强增多。
（2）泡型包虫病：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或B超检查具有以下特征之一者：病灶缩小；病灶未增大，回声增强。
3.无效
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缓解，且B超检查显示病灶无任何变化或进行性增大。
（五）药物不良反应的处理
1.分级
（1）轻度：服药初期有轻度头痛、头晕、胃部不适、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皮肤搔痒、肝区针刺样疼痛。
（2）中度：除上述反应程度加重外，出现呕吐、进食量明显减少。
（3）重度：除前述症状外，出现明显脱发、贫血、浮肿、黄疸等；实验室检查出现胆红素明显升高，白蛋白降低，白细胞明显减少，有时出现蛋白尿和肌酐升高。
2.处理
（1）轻度反应者一般不需处理，可继续服药观察。
（2）中度反应者应暂停服药，并建议到县级以上医院确认，做血、尿常规、肝和肾功能检查后，确定治疗方案。
（3）重度反应者应立即停药，必要时送县级以上医院处理。
三、督导服药和复查
（一）督导服药
药物治疗开始后半个月必须进行一次调查，登记用药后的反应情况，对有不良反应者按照轻、中、重分级进行相应处理。
（二）复查
对继续治疗者每6个月进行一次影像学复查，评价疗效，并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四、停药条件
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应停止服药。
（一）达到临床治愈标准者。
（二）用药后出现重度不良反应者。
（三）治疗无效或病情恶化者。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起诉
内容提要: 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针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有若干尝试，改革者试图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延伸至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身兼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两种角色在民事诉讼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矛盾状态，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模糊和结构性失衡是其自身难以修复的缺陷，因此，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应当缓行。


　 2002年7月，浙江省浦江县法院受理了由县检察院代表国家要求确认浦江县良种场与洪素琴等19名被告房地产买卖行为无效的民事诉讼案。县检察院作为原告诉称：被告浦江县良种场使用过期无效的资产评估报告擅自委托他人进行国有资产拍卖，被告金华一通拍卖有限公司对没有有效审批手续、尚不得处分的国有资产予以拍卖，被告洪素琴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后以底价买下拍卖标的，应属拍卖无效。县法院审查认为，检察机关为国家和公共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的规定，予以受理此案。

　 实践表明，我国检察机关以起诉或参诉方式介入民事诉讼领域已经从制度设计和理论论证的层面，被急切地推进到司法改革的试验场，演变成为实践操作。与此相呼应，理论界出现了检察权扩张的呼声，维护检察监督、实现程序公正并加强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成为主流观点，其核心内容则是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的具体形式纳入到提起民事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使检察机关除行使民事抗诉权外，更多地以起诉和参诉方式介入到民事诉讼之中。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也许检察机关发动民事诉讼的方式对于保护某些整体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在程序上就符合了正当性要求，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有效性并不能当然地证明其正当性。

　 一、检察权扩张论与检察院介入民事诉讼

　 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观点和试验在很大程度上过度渲染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试验者没能从检察权的属性、界限及其与其他司法权能的关系中寻找并证明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而仅将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特殊的当事人（原告）角色强加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没有考虑到民事诉讼结构对此的容纳度、与其他诉讼主体间磨合中的协调程度以及民事诉讼结构在运作时对此是否会对检察机关这个特殊的诉讼角色表现出排异反应等相关问题。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与介入民事诉讼

　 对我国检察机关如何定位，事关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诉讼权利等事项的确定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和程度。围绕我国检察机关定位问题，出现了多种观点和主张，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其一是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其二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其三，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属性；还有学者提出法律监督说等。[1]更多的学者则试图绕开或回避对检察权性质的争论，而径直提出检察权改革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关于改革我国检察制度的两种理论假设：（1）检察权合理收缩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人，缩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使检察机关依附于行政机关，突出其政府律师的地位和职能。（2）检察权扩张论。即扩大检察监督的权能，由一般的法律监督扩大到宪法监督，而且检察权的目标是实现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的行使不仅是启动司法程序的重大步骤，而且是完成司法程序的重要推动力量。[2]后者获得了各级检察机关和大部分学者的共鸣与支持，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关于检察权的法律性质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并以国家的名义对法律的实施和遵守进行监督，但是检察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不但是法定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权力，对宪法、法律未授权的事项，检察机关无权行使检察权，否则权力就不具备有效性。其次，无论对检察权作何定性，检察机关是各种诉讼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的参与者之一，它以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在程序之中，因此它是“程序性”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点是学界共识。应当在国家的整个监督权力体系的视角，而非以孤立和绝对的视角来看待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角色，这样才能得出其提起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是否正当的结论，进而决定检察机关在什么样的领域会有所作为，在什么样的领域要有所不为。

　 （二）检察权在民诉领域扩张的边界

　 检察机关负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检察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具体方式包括（1）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避免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不诉、怠诉或不能诉，使公共权益或公民的合法权益失去司法保护。（2）参与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作为一定权益的代表进入民事诉讼。在这一模式中民事起诉权仍归当事人，只不过法律或者法院适度地许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无论检察机关以哪一种方式置身于民事诉讼之中，都有一个预设的角色前提，即检察机关的角色不但应当是确定的，还应当是单一和稳定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保持一以贯之的角色和恒定的诉讼地位，程序的特性不允许检察机关有一张令人难以琢磨的脸，更不允许它频频“变脸”，在各个诉讼角色之间穿梭逡巡。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地位的多重化容易使检察机关顾此失彼，迷失诉讼方向。权利（权力）的赋予对于部门利益而言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在扩充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权力）的同时，如何保证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性不至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就是一个应慎重权衡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也要有个范围界限，其最低限度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违反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按照程序公正的最低限度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3]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由于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介入到民事诉讼中，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必然导致法院中立地位难保；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权利（权力）也会使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困难。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诉讼，非但不能当然地带来权力扩张的结果，反倒可能引发检察机关角色的混乱和冲突。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4]必然造成司法程序的混乱和相关国家机关的无所适从，这本身就是对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损害。相对于为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而言，这种损害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对公众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之角色冲突

　 建立在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基础上的诉讼角色分配理论被法学家们公认为司法现代化的基本指标。所谓的角色，在普适性的语境中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这个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5]具体而言，民事诉讼就是诉讼参与者在诉讼规范的指引下进行角色分配和自我定位的过程，诉讼参与者依照法的因素和法律规定使角色对号入座，谋得诉讼地位的同时获取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民事程序的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互相既配合又牵制，使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潜在的恣意受到压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角色分配机理，自然应把审判权和诉权的分化以及行使审判和诉权的角色的分离纳入其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民事诉讼称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因此当事人、法院的组合方式以及对主体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设置、职能或权限划分，便从形式与内容上构成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或权力，共同体现、作用于民事诉讼活动中，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民事诉讼。[6]即便检察机关作当事人角色出现在民事诉讼中，也必须被安排在普通当事人这一既定的诉讼地位上，并在诉讼的运作中使其诉讼行为与当事人的角色保持一致。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地位是模糊、飘忽不定的。首先，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形成多重角色，它可以提起所谓的公益诉讼；可以以抗诉的方式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检察院还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显然，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者+诉讼的发动者+支持起诉者”这种三合一式的多重角色定位，使民事诉讼存在着潜在的角色紧张甚至是角色冲突的危险。其次，这种模糊的角色出现在哪些诉讼中，其范围也是模糊的。近期我国检察机关频频出现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中，其注意力大多局限于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而对于各国检察机关的常规民事起诉领域—— 对社会弱者的司法救助，则拱手让位于法律援助制度，由律师们去承担。重经济纠纷轻人身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是我国检察机关在检察权扩张理论的实践中陷入困顿的理念误区，也说明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中的功利意味。

　 （一）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时与各个诉讼主体之间的角色冲突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存在着不当干涉私权之虞

　 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者与作为当事人这一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检察机关难以自我协调这一对角色，在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检察权不可避免地会向法律监督的职能倾斜甚至失控，造成检察监督权的对某些私权的不当干涉，伤及普通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在以下两个诉讼环节检察机关极易使自己在所提起的诉讼中处于尴尬境地：

　 一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后，被告人针对本诉提出旨在吞并、抵消、动摇本诉的反诉的话，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可能被置于反诉被告的地位，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检察机关承担通常由反诉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如果可以的话，检察机关以何种形式、用何财产来承担为民事裁判所确认的民事义务？显然，如果禁止本诉被告人提起反诉就限制、剥夺了其诉讼权利，违反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反之，如允许本诉被告行使反诉权却可能由于对方当事人（检察机关）过于特殊的身份而使其反诉的目的落空。对此，我们可用开篇所列的案件做以下假设：如被告人以售房人所售房屋存在欺诈为由请求售房人返还房款，这些案件便由所谓的“公益案件”当然地回归到普通案件的位置，那么检察机关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退出诉讼。

　 二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施处分行为发生困难。有学者指出：仅仅为了服从对民事违法行为监督这一目的而赋予检察院提起诉讼之权，不仅侵害了当事人通过诉讼对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还将动摇以当事人处分主义为构筑基础的民事诉讼自身的有机体系。[7]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检察院提起诉讼非但达不到对民事违法行为实施监督的目的，还蚕食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首先，由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益的代表，使得作为原告的它失去作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等处分行为及与被告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可能，因为此时检察机关的角色在于维护公益而非处分公益，它不能在公益问题上让步、处分。其次，由于检察机关并非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使它不能享有请求调解、撤诉的程序权利，因为是否同意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既关系到当事人对是否坚持要求裁判的程序性权利的处分，又关系到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无法贯彻处分原则是背离民事诉讼的基本属性的。

　 2、检察权地位、角色的自相矛盾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既有类似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还要行使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这在民事诉讼的运作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一方面它要以保护公益为己任，另一方面又要监督这些公益纠纷的解决过程，使它兼备了运动员和监督裁判员的身份，职能上的自相矛盾使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出现逻辑上悖论。我们虽然可以泛泛地讲检察机关同法院一样也是司法机关，在诉讼中起着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的作用。但是，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更主要地负有维护法制尊严的职责，法院甚至独占了对民事纷争的判断权，是非曲直由法院判断，检察机关的提起、参与民事诉讼无异于有“抢镜头”之嫌。

　 3、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现有法律监督的框架下，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可能抵消、吞并我们在审判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后，检察机关与法官的关系显得微妙起来，微妙之处在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所提出意见对法官将产生何种影响。检察机关的意见对法官的判断自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压力。这种压力已经通过诸多的案件表现出来：即便我国检察机关没有任何介入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法院还是无一例外地受理并审理了检察机关发动的诉讼。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法官如果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处理稍有不当，后果可能就是令法官非常不愉快的抗诉。再者，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所产生的作用会破坏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实际上造成检察机关和法院联合办案的结果，最终导致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被架空。

　 （二）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面临的程序资源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