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在适用中存在以下难点。

　　一、新证据如何界定。新证据规定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法未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一审中的新证据是指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和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证据;二审中的新证据是指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和二审认为一审未准许调查取证不当,重新调查取证的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再审新证据则将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和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纳入其中,显然超越了一审、二审中新证据的范畴。从维持判决既判力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新证据的范围应该是一层更比一层严苛和狭窄,既然再审的新证据范围都拓宽了,一审、二审的新证据更应突破严苛和狭隘的界限。然而,举证时限制度已从严苛走向宽容,从绝对走向灵活,新证据的范围反而应该从严把握,重新构建与举证时限制度相统一的新证据规定是今后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首先,“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举证期限”,法官如何综观全局、合理把握举证期限的长短显得尤为困难,而且,过于灵活的规定往往会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引发案件当事人的争议。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案件的进展,所要求提供的证据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法官可以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不断地重新确定举证时限,以及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将可能造成案件进程推迟,诉讼效率降低的后果。

　　其次,在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过程中,法官起到的应当只是释明的作用。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而当事人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职权(也有义务)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排除有矛盾的主张,澄清不清楚的主张,补充不充分的证据。(1)释明权使法官在不损害超然居中性的前提下,对诉讼能力缺陷方进行程序救济,以保证当事人诉讼能力适度平衡。(2)证据失权与训诫、罚款哪一种处罚方式的决定,如何把握“理由”,也是法官面临的难点,应结合主客观原因、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大小、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强弱等情况来加以考量和决定。

　　三、相关制度如何配合运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应结合其他相关制度弥补其不足,发挥其功效。而我国现今证据收集、证据交换、法官释明、调查取证、自由心证、审前程序、质证等相关配套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尚不能对举证时限制度起到良好的补强和配合作用。如调查取证权,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的消极无为,并不影响其通过揭露事实真相来指导诉讼。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司法体系的健全程度，同时也是坚持审判公开、强化庭审功能的关键环节。所以应对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反思，同时借鉴外国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基础,分析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民事诉讼；安全保障；经济补偿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法律规范不足

　　我国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存在不足和缺陷《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仅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由于该规定过于简单，使之缺乏可操作性。《证据规定》对证人的出庭方式、出庭的程序和规则、出庭作证的费用负担等做出了补充性的规定，但总体上还是存在着证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的严重不平衡。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力度不够，导致证人怠于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二）司法机关缺少权威

　　在法治国家中，司法机关的权威显的特别重要，法院对证人发出的出庭传唤具有不可争议性，除非有法律上规定的正当理由存在，否则证人必须按照法院的指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按时出庭作证，法院就可以对其给予强制或惩戒。但在我国，因为司法机关的权威没有得到全面的确立，所以导致很多证人对法院的出庭传唤并不重视，有时甚至因抵触心理而拒不出庭作证。

　 （三）法制宣传教育欠缺

　　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是由于对此项义务的宣传力度不够，而且，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很大的比重，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社会中不懂法的人还占有一定的比重。普法教育也尚未达到社会预期的效果，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出庭作证这项法定义务，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效果发挥不佳。

　　（四）对证人经济补偿的欠缺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如果败诉方没有支付能力或者证人由于出庭作证而遭受的财产损失，侵害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的，那么证人的补偿费用由谁来支付呢？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证人害怕自身遭受财产损失而无法得到相应补偿而拒不出庭作证。

　　（五）对证人及其家属安全保障的欠缺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后，其自身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充分地保障，证人害怕遭到当事人打击、报复。特别是“黑恶势力”为霸一方，乡霸、村霸比较严重的地方， 证人出庭作证会招致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因而不敢出庭作证。

　　（六）人际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总体看来，我国民众仍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复杂，一个人很难离开他所生存的特定的工作圈子和生活圈子，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往往会考虑到自己的证言是否会引起亲友、同事或领导的怨恨，是否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当证人认为出庭作证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消极影响时，证人往往会基于厉害关系而选择不出庭作证。

　　（七）客观上存在导致证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在诉讼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导致证人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这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例如，《证据规定》第56条第1款所指出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具体情形：第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第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第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第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第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但是由于条款规定不够具体，且缺乏对不出庭作证原因的严格审查机制，使得有些人能够轻易地利用该条款来逃避出庭作证的义务。

　　（八）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强调群体意识和人情观念，使得“以和为贵”一直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偏爱的处世原则 ；其次，我们的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畏讼、厌讼的心理；最后，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希望逃避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措施

　　（一）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现实情况是证人很少有自愿出庭作证的。有鉴于此，各国法律不但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且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应该通过制定证据法或者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定证人出庭的强制措施。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通知或者证人拒绝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院传唤到庭；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需要，自行传唤证人到庭。对于无正当理由经两次合法传唤仍不能到庭的证人，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拘传措施，强令其到庭作证；对拒不出庭作证给诉讼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由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予以罚款、拘留；情节特别恶劣的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以妨碍司法罪处以刑罚，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权威

　　司法人员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官本位”的思想，彻底从“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走出来，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并且要重视对证人的当庭质证。要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协助自己查明案情，证人不仅仅是义务的主体，同时也是权利的主体。只有这样，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才能尊重证人，切实保障证人的权益。同时，如果证人不按时出庭作证，法院就可以对其给予强制或惩戒，加强司法机关的权威。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