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两岸法律事务


作者：李梦舟




两岸加入WTO的进程

台湾地区于1990年1月1日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名义正式向GATT秘书处提出入会申请。1992年9月29日，GATT的代表委员会，曾就台北的入会案做了公开的、明确的口头与书面声明，该书面声明全名为：“委员会主席朱奇大使就有关Chinese Taipei入会案声明，议程第二项。”该份声明写明“经密集磋商后，决定成立工作小组，以考量‘Chinese Taipei’在GATT中名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入关领域‘的GATT入会可能性。”在声明的第二段指出：“所有成员都认识到此一观点，即一如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案所表述的，只有一个中国，准此，许多成员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即中国台北，为一单独关税领域，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有些成员则不认为如此。”在记入这些观点之后，朱奇宣布台北入会案的审核小组成立。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197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节录）“大会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于维护联合国组织以及依据宪章所必须之行为均属必须。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会员国之一。

兹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有权利，以及承认其政府代表是联合国之唯一正当代表，（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并立即将将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中所非法占据的席次上驱逐。 ”

台湾入会案的成立，“是所有成员都认识到此一观点，即一如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案所表述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单独关税领域的入会案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的。1995年元月GATT由WTO所取代，同年12月1日台湾向WTO秘书处正式提出入会申请。

中国于1986年7月向GATT秘书处提出申请恢复会籍。1995年12月中国向WTO提出入会申请。两岸将在2001年11月完成主要入会程序，2002年正式成为WTO的会员。

WTO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俱乐部”。主权国家和非主权国家的地区均可申请参加，WTO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所有的WTO成员实施统一的规则。按照国际通行的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法律、法规体制将和国际接轨。法律、法规透明、有稳定性、可预见性。除了透明化原则，还有公平竞争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关税减让、减少非关税障碍，废除数量管制，相互协商等原则。


WTO与两岸通商

十年前第一波到大陆的台商是以成本考量的中、小企业居多。素质参差不齐。包二奶者时有发生。第二波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第三波以电子业为主，走高科技。大规模投资方向；考量全球布局；考虑在大中华经济圈中扮演的角色，整体发展。

投资形式，早期以 “三来一补”为主，中期以“独资”为主。近期又以合资、合作、争取大陆上市为趋势。台商一般以设备和资金为投资、投资规模、平均比外商小，在大陆的五万家台资企业中，除了240家台湾上市（柜）公司外，中、小企业居多。约93%在500万美元以下，其中80万美元的小投资居多，其次为150万以上的。超出500万美元的投资甚低。只有7.6%。前期投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居多；现转移到大上海地区、江苏、浙江等长江三角洲。两岸产业分工现已突破原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台湾结单，大陆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转向以为科技、服务贸易、投资和科技开发合作的方向发展。台北电脑公会今年一项调查，台湾90%的高科技企业已投资或计划投资大陆。台商在发展逐步由利用低成本优势拓展外销市场的模式，转向利用大陆极富潜力的市场和低廉的知识成本。创建自身品牌并与大陆相关企业建立策略联盟。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来，已有一千七百万人次到过大陆。其中500万人持有台胞证。2000年台湾720万次出岛游，310万人次到大陆。出岛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到大陆。台湾移民的民调显示，上海排在台湾移民第三位。据非正式统计有二十多万台湾民众在上海经商、长驻。最近台湾汤臣集团有意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园旁建一个二十平方公里的台湾城。计划引进二十万台湾移民。

两岸加入WTO后，当台湾逐步走上中国大陆的经济轨道之时，台湾的经济将变得更象香港，80年代的香港将制造产业移往广东之后，香港转型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服务中枢。反而日益壮大。两岸加入WTO之后，台湾有机会扮演相同的角色，成为大上海地区、江、浙、长江三角洲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台商服务中枢。转型为台商提供金融、后勤、行销、研发服务枢纽。两岸入会后，台商对大陆投资将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向金融、保险、电信、旅游、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互补互利空间加大，两岸经贸结构关系将出现调整。

加入WTO之，台湾‘陆委会’的应因方案。第一阶段：1涉及通商部分，开放大陆物品进口。2开放陆资企业到台湾投资房地产、服务业等。第二阶段：配合经济安全及应用机制的建立，就两岸通航及商品、资金、人员、资讯等进一步双向直接往来做整体规划和调整。台湾‘陆委会’提出加入WTO的‘三通’政策是分阶段调整：“先通商再通航。”

2001年5月11日台湾“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称：“厂商有利用大陆的人才、市场降低成本的必要性，不过在这些产业外移大陆过程中也是在培养竞争对手能力。”“两岸经贸合作的时代来临，双方经贸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未来大陆在加入WTO之后若能顺利与国际接轨，则可能吸走台湾的资源，台湾可能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属。进而影响台湾的自主性，随着大陆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政策；两岸若干产业已经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陈水扁先生称“台湾经贸发展需要、、、、、、‘三通’是趋势，也是必走的路”但2001年5月10日陈水扁先生在高雄佛光山说：“有效管理重于开放。”“经发会”两岸小组称：将维持“戒急用忍”的政策精神，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弹性运作。以后可能出现一种“名义开放，实质管制”为内容的所谓：“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经发会”开放两岸经贸合作、交流的36项共识是值得肯定的，如能全面落实，将能推动两岸经贸的交流和合作，对两岸经贸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经发会”的共识涉及到台湾的修法另立新法达43项之多。在台湾“立法院”如何修法、立法；如何推动实施 ，有待后续观察。“有效管理”是否可能成为“戒急用忍”新的代名词，“有效管理”与“戒急用忍”如何区别，“戒急用忍”是否借有“效管理”借尸还魂，有等观察。民进党秘书长称：民进党没有看到“戒急用忍”松绑六个字，只看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台联黄主文称：“经发会”在“戒急用忍”的政策上达成“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共识，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延续。

2001/8/26台湾“经发会”达成36项共识，两岸经贸重要结论包括：

一、 确定推行动两岸经贸发展的基本原则为：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双 及风险管理。

二、 大陆投资“戒急用忍”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

三、 建立两岸资金流动的灵活机制，主要作法：

1、进一步开放OBU（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大陆地区金融机构直接通汇。

2、依国际惯例，循序开放台湾金融服务业赴大陆进行业务投资、设立分行（分公司）或子公司。

3、开放陆资到台湾投资房地产，并配合加入WTO，开放陆资到台湾从事事业投资，以及逐步开放陆资到台湾从事证券投资，并以QFII制度对陆资作有效管理。
舌尖上的中国司法 （普及篇）
食品安全心惊肉跳系列之建议篇
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 刘新武 食品安全专职律师

【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 定罪量刑 涉食品安全犯罪
对于涉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是重拳出击、重典治乱，严厉打击，严惩重处成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在此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下，是否能对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体现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法律的作用，正确规范和引导食品行业安全、健康、快速的发展，引导消费者正确合理的消费？就笔者目前看，对于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存在致命的缺陷。笔者不揣浅陋，谨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在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应用谈谈自己的理解，以期抛砖引玉。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食品安全法》由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由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布施行。现已实施多年，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我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法人、机关团体必须遵守，行政、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中应当严格执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应该包括行政、司法等所有的监督管理，既然《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也就成为对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定罪量刑的法定依据，也必然成为审理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依据。
以典型的上海染色馒头案为例，从法院的一审二审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徐立明、罗开卷的文章《“染色馒头”案的定罪量刑分析》都没有提到将染色馒头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科学依据。仅仅根据现有的刑法中关于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规定予以定罪量刑，根本没有考虑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及法定的科学依据。这就使整个案件的审理、判决因缺乏法定的科学依据而看似“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的基本规定。作为全国司法典范的上海法院都是如此审理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全国其他法院审理的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就可想而知了，笔者从来没有发现一例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审判是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审判科学依据的。没有法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审判的科学依据如何做到罪刑法定呢？
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千差万别，仅仅根据刑法及其相关解释对其定罪量刑是片面的。从主观恶性看，上海染色馒头案生产者擅自在馒头中违规添加柠檬黄和甜蜜素，考虑其添加的数量远远比随口喝的果味饮料中的含量少得多，其主观恶性是极小的；而三聚氰胺作为有毒有害非食品添加剂物质添加在牛奶中，其主观恶性与在食品中投毒无异；在瘦肉精案件中，瘦肉精的生产者想当然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允许使用瘦肉精为由，就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我国必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许可瘦肉精的使用而擅自生产销售瘦肉精，不考虑我国的法律、国情及瘦肉精的毒性原理，其主观恶性介于三聚氰胺案件与染色馒头案件之间。从客观危害性看，上海染色馒头案违反了食品行业准入原则而不可能对人体造成多大危害；三聚氰胺案件则是违法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同时造成众多消费者身体的严重损害，使广大消费者产生对国产奶类的恐惧；瘦肉精案件是违法在饲料中添加对人有害物质，对消费者健康产生潜在的严重危害。可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在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应用具有无可替代的科学性，同时也是在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定的科学依据。
《食品安全法》的这一规定在涉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定罪量刑中是否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呢？由于篇幅限制，请看原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在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定罪量刑中的应用》http://www.foodslawyer.com/showdxal.asp?id=6，本文因参与江苏省第二届律师论文大赛匆匆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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