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国案件质量评估工作，评估指数逐年提高。但是，在我们自认案件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却与我们的自认有较大差异。这让我们思考：如何追求评估数据与实际审判工作相统一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评估数据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对此，优化已有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数，确定相应的标准——合理区间，也是破解难题的方法之一。

一、合理区间的研究背景

尽管目前对评估工作“唯数据、唯名次”不良倾向早成共识，但因缺乏评估标准的技术支撑，实践中仍然难以摆脱通过追求数据来显示各自法院或部门的案件质量。随之而来的各种负面风险在所难免。

（一）指数趋好与审判工作实际提升脱节风险

按照逻辑，只有审判工作水平真正提升了，指数才会更加亮丽。然而，现实中两者脱节现象不在少数。以结案均衡度指数为例，设立初衷是为了形成在总体上达到收、结案动态平衡的良性办案机制，所以，无须追求微观、绝对的均衡。然而，一些法院指数接近于零甚至为零。达到这样的均衡度，收案和结案都必须绝对均衡，可能伴随牺牲当事人诉权或违背司法规律的隐患。

（二）指数趋好与审判管理目标实现背离风险

审判管理目标定位于案件公正、效率、效果三个方面的综合提升，而不是过多偏向一方。但实践中，为了评估总分的提高，多数法院会优先选择容易提升的指标开展工作。相比较而言，效率指标的提升远远快于公正和效果指标。

（三）指数趋好与审判绩效考核结果失衡风险

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具有天然的考核功能，但在目前审判绩效考核工作中，因为是以评估指数点位而非区间来考核，导致一些指标虽然进入了良性区间，仍存在着“高指标、低评价、大差距”的不良现象。


二、合理区间的内涵界定

（一）合理区间的概念分析

目前对合理区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合理区间是指审判质效指数正常的运行幅度。第二种，合理区间是指标满意值与不满意值之间的区间。笔者认为，概念不仅要反映事物对象的范围，而且要反映其所特有的属性。第一种概念只从外在形式下定义，而何为“合理”，只字未提，尚未反映其特有的内在属性。第二种概念是从价值属性下定义，何为“合理”，意为价值定位问题。虽具合理性，但事物的本质并不等同其价值属性。综上，合理区间是指，在司法环境处于相对均衡的态势下，某些案件质量评估指数体现出审判规律和管理原理的内在要求，呈现一定的稳定状态，上下振荡于一定的幅度内。

合理区间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只有影响审判活动的各种因素相对稳定时，审判活动处于稳健的运行中，反映审判结果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数才有规律性。二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作为审判规律和管理原理的内在体现，合理区间具有绝对性。但作为一定时间、空间上的存在物，其也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法院、不同地区法院等存在差异。三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只有当某项评估指标在其本质上存在合理区间时，其量化表现才有可能被设为合理区间。如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错误）指标，虽其指数也可呈稳定状态，但不是合理区间，因为它的理想值是零，除此之外，难谓“合理”。


（二）合理区间的价值定位

1．消弭排序性评估的不足。设定合理区间后，就有了相对客观的评估标准，无需继续侧重与其他法院或部门进行比较排名。只要指数在合理区间内，我们就认为审判整个运行态势是良性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唯数值、唯名次”管理冲动的产生。

2.成为审判态势分析的标尺。合理区间是衡量审判工作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一个标志，实现了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正常值标准范围从无到有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改变现行审判管理的主要理念——过多追求指标数值的优化，转向以合理区间为基准，探寻、解决审判运行态势中存在的问题。

3.衔接绩效考核工作的需要。以指数合理区间为标准取代目前以指数点位为标准，并且采用一定的量化技术处理，有效衔接审判绩效考核。比如，按指数是否在合理区间将指标相应确定为正常与非正常两个等级，在合理区间内为正常等级，在合理区间之外为非正常等级。在其基础上，对于不同等级，分别赋予相应分值，以便量化考核。


三、合理区间的本体论证

（一）审判规律的内在要求

审判规律最低要求体现在诉讼法具体规则的落实上，进而内在地决定案件质量评估指数存在合理区间。比如，因无法准确预测当事人何时行使诉权，为切实保障他们的诉权，只能“以收定结”，因而结案数不可能月月相等，结案均衡度指数不可能月月为零。所以，均衡结案度指数应该是在零以上的一个区间内波动。

（二）评估技术的转型需求

审判质量效率评估采用的是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该技术可分为排序性评估和价值性评估。排序性评估只关心排名情况，其评估结果的“好与坏”没有标准可供参照。价值性评估是根据标准评估参评单位在综合水平是否达到了“优”、“良”或“差”。对法院来说，没有现成的评估标准可供利用，注定开始阶段只能采取排序性评估。但是，随着客观标准的总结和提炼，必然转向更科学的价值性评估。

（三）司法环境的条件成就

除了上述逻辑上的可能性外，合理区间若想成为事实，其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司法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协调，且处于相对的均衡状态。目前，许多法院人均结案数保持相对稳定，法院宏观管理与法官自我管理趋于良性互动，数值历时性增长放缓与共时性大小互制趋于稳定态势，司法环境已初步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
根据笔者自身多年来以原告身份参加民事诉讼的经验，得出人民法院如何正确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三个必要条件，现予公布。
一、查明是否存在原告宣称的“被侵害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在这众多的任务之中，对于当事人最为重要的就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知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需要人民法院的保护，必然以为前提。如果没有存在“当事人的权益被侵害”的事实，就缺乏需要人民法院保护的客体。
所以说，“‘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的存在”是人民法院行使“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审判权的充分非必要条件，这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原告对于其宣称的“被侵害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应当积极提供证据；另有规定应当被告承担的，从特殊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案件中的有效证据不能全面支持原告宣称的“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因为举证能力的问题导致原告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
（2）因对法律理解出现偏差或其它原因，原告对于“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的计算不当；
（3）因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原告夸大了“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的程度和范围。
对于上述不同的情形，人民法院应结合具体案情做不同的处理。
二、在被告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查明原告是否就“怠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实超出了法律容忍限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诉讼时效的届满是法律对当事人怠于行使请求法院保护民事权利最大容忍度的边界。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世界两大法系的诉讼时效立法均体现了这一点。基于这一根本立法目的，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是权利人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和让渡。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2年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实际上，该规定已经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确定诉讼时效的适用应属于实体权利而并非程序权利”；遗憾的是，全国大多数人民法院没有正确理解该规定的深层含义，往往在审判中越俎代庖地主动审查时效。这些法院自以为是在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殊不知该司法行为已经属于严重违法《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当干涉了被告方的抗辩权，影响到了权利人的权力行使，有违“公正司法”的理念。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原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审查时效的前置条件：人民法院审查时效必须基于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或者在二审期间提出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
在被告（含反诉被告）在法定程序中提出时效抗辩之后，人民法院须得根据被告的抗辩查明（1）被告宣称的“超过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原告合法权利的期限”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主要审查是否有证据支撑该抗辩；（2）对于被告宣称的“超过时效”经初步审查成立的，要求原告针对“没有超过时效”的意见提供“中止、中断、延长”的证据。
经过前述程序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查明确有中止、中断、延长事由，或者认为被告作出的时效抗辩的意见不成立的，对于“时效抗辩的意见”不予采纳，并根据业已查明的“被侵害的合法权益”依法作出实体判决。
这里值得要署名的是“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是“存在超过时效之说”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人民法院若经审理查明原告宣称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不存在的，根本不能适用“包括‘抗辩权’在内的‘时效规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要适用“时效规则”，则必然应以“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为前提依据。
三、查明原告宣称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是否曾经被法院处理过
这种情形在司法实务界中，称之为“一事二诉”（对于当事人）或者“一事不再理”（对于人民法院）
所谓一事不再理，是指为防止法院对于同一事实作出不同或互相抵触的判决，或为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避免浪费诉讼资源，或为维持生效判决之既判力，法律规定的禁止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制度。一事不再理有两层含义：（1）当事人不得就已经起诉的事件，在诉讼进行中另行起诉。因为诉讼一经提起，即发生诉讼系属上的效力，该诉讼的原告或者被告不得再以对方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者其他法院，另行起诉。（2）诉讼标的在生效判决中已经作出裁判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另行起诉。这种效力称为判决的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均有约束。对于当事人而言，某一事件一经法院作出裁判，即不得再行起诉。对于法院而言，某一诉讼一经受理或作出裁判，不得另行受理。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所谓同一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并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关系，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同一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判决的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若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同，就不是同一事件。
一事不再理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各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未将其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但在有关条文中也有所体现和反映。《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此项规定就包含了一事不再理的含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在需要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时，应当在侵权诉讼中一并提起，人民法院一并解决。这样规定的目的，一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正当行使权利；二是体现了两便原则：既便于法院审理，也便于当事人诉讼。同时，也节约了诉讼资源。三是防止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等一些特别类型的案件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不应当认定当事人有“一事二诉”的行为而不当剥夺其诉权。
其实对于“一事不再理”的恶意诉讼人，还有一个更为妥当的制裁方法：若义务人业已根据先前的民事判决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审查“双方债权债务业已归于消灭”的事实后，以“不存在债权债务”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毕竟现行法律下，驳回起诉不受诉讼费，而驳回诉讼请求要收诉讼费。

参考文献：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第53～54页。



本文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在线咨询QQ：175970250 (文章禁止转载，只能粘贴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