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市政办发〔2009〕4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已经市政府14届6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提高行政应诉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应诉，是指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并经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受理之后，经人民法院通知以被告身份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行为。
　　第三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指导全市的行政应诉工作，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宣传，组织行政应诉人员培训，开展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检查和经验交流。
　　第四条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诉。
　　行政相对人对经过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诉；行政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行政复议机关应诉。
　　第五条 行政相对人以各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委托政府法制机构和当初承办涉案事项的部门共同代理诉讼，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各级人民政府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由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确定诉讼代理部门；
　　（二）诉讼代理部门接到政府法制机构通知后，应当及时确定诉讼代理人，负责草拟答辩状及准备相关证据材料，并于收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提交政府法制机构；
　　（三）政府法制机构对诉讼代理部门的答辩状进行审查，并负责答辩状的报审；
　　（四）政府法制机构应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五）政府法制机构和诉讼代理部门共同派员出庭应诉；
　　（六）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协调有关诉讼事宜。
　　第六条 行政相对人以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上述单位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其法制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案件有关情况；
　　（二）收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时的依据和证据材料；
　　（三）撰写答辩状、代理词等材料；
　　（四）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向本单位提出停止执行以及自行变更、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建议；
　　（五）确定诉讼代理人，并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有关证据材料；
　　（六）做好开庭前其他准备工作；
　　（七）按时出庭，参加应诉；
　　（八）负责行政应诉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
　　应诉单位相关业务部门应积极配合法制机构工作。
　　第七条 应诉单位在开庭过程中，应自觉遵守法庭纪律，语言规范、文明，认真履行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八条 应诉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后，应认真研究，并作出相应处理：
　　（一）应诉单位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或者接到裁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起上诉；
　　（二）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应诉单位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
　　应诉单位必须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九条 对人民法院判决败诉的行政案件，应诉单位应写出案件分析报告，并于判决书送达后的20日内，将判决书复印件及案件分析报告报送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
　　案件分析报告应当包括：
　　（一）行政诉讼当事人及受案人民法院；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三）答辩意见；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应当做好行政应诉统计工作，每半年向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第十一条 应诉单位应切实维护政府形象，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因执法过错或者应诉准备工作拖延致使败诉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具体由应诉单位法制机构提出处理建议，应诉单位的行政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负责错案责任的追究与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9年4月1日起实施


浅析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

郭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