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发改率”/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18:47:41   浏览:932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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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发改率”

   杨涛


日前,在河北省泊头法院上半年工作总结大会上,5名审判长因在岗位责任考核中案件“发改率”不达标,被取消了审判长资格,接受下岗培训。今年年初,泊头法院明确规定,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在半年内超过所办案件3%的,审判长将被取消资格,接受下岗培训。下岗培训一年后,方可再重新竞争审判长。(《燕赵都市报》 7月26日)
这一审判方式的改革体现了责权统一,一方面,被选拔的审判长按照规定专司审判,有权决定案件最终结果,并指导法官助理搞好庭前准备和案件调解;另一方面,审判长也要对全庭案件质量和效率负总责,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在半年内超过所办案件3%的,审判长将被取消资格,接受下岗培训。因而,这一改革是符合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趋势。
然而,让笔者看不懂的是泊头法院不区分所谓“发改率”(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的具体情形,简单以“发改率”作为衡量审判长工作优劣的指标并以此取消其资格,这并不符合审判工作的规律,不足可取。
各国之所以要在法院系统中多设几个审级,并不是基于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的法官更为高明,而是为了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的需要,是给当事人多一个寻求救济的途径,体现法院系统的自我纠错的功能。下级法院的法官在每一个案件的一审中,都要拿出自己的独立意见而不是猜测或等待上级法院的法官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和推动法律的前进,因而,他们的意见与上级法院的法官的意见可能不同是完全正常的。其次,法律的适用和证据、事实的认定与在实验室进行科学实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和证据、事实的认定要凭自己的直觉和对法律的领悟,权衡要保护的各种利益,一个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官中作出不同的理解不足为奇。何况,我们国家并不实行判例法,下级法院的法官不必以上级法院的法官以前的判决的类似案件作为自己判决案件的准则。
   因而,以“发改率”作为衡量审判长工作优劣的指标,而不区分发回重审和改判的具体情形,是不符合审判工作和对于法律适用的规律。因为,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案件有下级法院的法官的理解不同所致,也有下级法院的法官故意徇私枉法裁判所致,甚至不排除个别案件是上级法院的法官故意徇私枉法的情形。对于下级法院的法官故意徇私枉法裁判作为衡量的指标当然可行,但是对于理解不同和上级法院的法官故意徇私枉法的所致的情形是不宜作为衡量审判长工作优劣的指标。
以“发改率”作为衡量审判长工作优劣的指标,可能造成审判长违法强行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当事人不可能再上诉,从而规避上级法院的审查纠错;也可能让审判长将案件推向审委会,减轻自身的压力;还有可能造成审判长在案件还没有判决前多向上级法院请示,从而使当事人的上诉权架空,当然也妨碍了审判长自身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衡量审判长工作优劣需要有系统、综合的指标体系,比如审判长是否清廉、品德如何、能力如何,同事和群众的评价也可作为适当的参考,这种指标体系的认定要认真调研,科学划定,而不能简单以“发改率”作为唯一的标准。当然,“发改率”也可作为一个指标,但必须有一定的范围,比如限定在对于审判长违反法定程序和期限、故意徇私枉法或重大过失造成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和改判。同时,笔者也赞同实行类似西方判例法的制度,下级法院的法官明知上级法院有类似的案件而不依类似情形处理从而造成发回重审和改判的,也列入审判长工作优劣的指标当中,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法律的统一适用。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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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抄袭攻防策略

蒋凯


前言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与诉讼》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建立在音乐产业实践运作基础上的法律书籍,是词曲作者、歌手、唱片公司、新媒体公司了解音乐法律知识,处理法律纠纷不可多得的实战手册。

  近年来,流行乐坛中被斥抄袭的歌曲不计其数,比如零点乐队新专辑的主打歌《没有什么不可以》涉嫌抄袭Areo Smith的《Don’t what to miss a thing》;蒙牛酸酸乳的广告歌《酸酸甜甜就是我》涉嫌抄袭日本另一首乳品广告歌《Pretty Young Thing》;意大利歌手Vandido的热门舞曲《Vamos Amigos》涉嫌抄袭韩国歌手李贞贤的舞曲《WA(来)》等等。因此,如何判断歌曲是否构成抄袭和如何应对抄袭指控,已经成为唱片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抄袭纠纷的实证分析

(一) 相关数据列举

国外歌曲作者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判决的案件数量 国内作者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判决的案件数量
法院判决的构成抄袭的歌曲数量 媒介指控的涉嫌抄袭的歌曲数量
0起 5起 2首 573首

  从上表可看出,虽然媒介指控的涉嫌抄袭的歌曲甚多,但是法院真正判决构成抄袭的歌曲少之又少。这一方面显示了娱乐产业的特点,即新闻意义远大于诉讼本身,另方面显示了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很难认定某首歌曲构成了抄袭。

(二)相关判例列举

案例名称 诉讼期间 审级 终审法院 判决 歌曲类别
《太阳神广告歌》与《雪碧广告歌》纠纷案 2000.04~2004.11 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抄袭成立,并
赔偿44.5万 广告歌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与《中华之声》纠纷案 2001.03~2003.02 二审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抄袭不成立 一般歌曲
《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纠纷案 2002.04~2003.12 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院 抄袭成立,
标明歌曲出处,并支付1500元费用 一般歌曲
《十送红军》与《送同志哥上北京》纠纷案 2003.11~2005.07 二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 抄袭不成立 一般歌曲
《披着羊皮的狼》案 2005.01~2005.04 一审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抄袭不成立 一般歌曲
  从上述判例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歌曲抄袭的诉讼基本要经过二审程序且时间甚长;当抄袭者将歌曲用作广告用途时,法院才会判决其承担巨额赔偿。

二、法院对歌曲抄袭的判断标准

  法院在审判歌曲抄袭案时,通常会采用会“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原则。该判断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如果是单纯的接触没有相似性,显然不能认定为侵权;如果没有接触,就算是作品相同也不能被认定侵权。只有在创作过程中被告接触了原告的作品,或有可能接触到原告的作品,并且被告的作品与原告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才能认定存在侵权的可能。

(一)被告是否接触过原告作品

  接触作品,是指被告有机会了解或感受涉案作品。该接触行为,必须是由证据证明的一种可能性,而不能仅仅是一种推测或猜想,但对通过广播、网络广泛传播的音乐作品,原告无须举证,就可以推断被告接触了该作品;对由原告专门提供给被告(如雇佣、创作比赛等)且没公开传播的作品,也可以推断被告接触了原告作品。
  在美国司法判例中首先提出的由著作权人来证明被告是否接触了其作品,并对接触和相似性两个因素都做全面考虑的独创性判断方法,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从我国现有判例看,诉讼当事人基本采纳了这种判断方法。
  以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涉嫌抄袭案为例,原告吴振邦诉称:“谷建芬利用担任‘如意杯大选赛’评委之机剽窃了自己的作品。” 而被告谷建芬辩称:“‘如意杯大选赛’主办单位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提供证明,证明其虽然当时任《歌曲》编辑部的编委,但只是参加一年一次的编委会会议,参与办刊原则和方针的制订,不参与日常工作,并不是‘如意杯大选赛’的评委,未参加任何评审工作。另外,吴振邦的曲子并没有在正式的刊物或媒体上发表,而只是在一本焦作地区的油印小册子上刊登过,所以其不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由于其没有机会看到或听到其参赛作品,剽窃一事无从谈起,吴振邦的剽窃说纯属主观猜测。”

(二)原被告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实质性相似”或“显著相似性”是指,被告的作品与原告的作品相似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除了解释为复制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在比较实质性相似时,只可以比较两个作品的相似之处,而不可以比较两个作品的不同之处;只可以把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而不可以把作品分解开来比较。

1.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

(1)音乐界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用人在解放前取得承租城市公有土地的权利应否予以承认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租用人在解放前取得承租城市公有土地的权利应否予以承认问题的批复

1957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本年4月25日(57)研字第57号关于租用人根据解放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定契约而取得的永租城市公有土地的权利应否予以承认等问题的报告已收悉。我们认为,解放后,人民政府虽曾准许原租用人继续使用该公有土地,但在法律上不应承认原租用人有永租权利。原租用人亦无权将公有土地转租给第三人使用,其已经转租者,应即将转租合同作废。由城市公有房地产主管部门与该第三人另订租约;将来国家需用该公有土地时,可另行研究解决。至于该第三人已在公有土地上建筑的房屋的所有权问题,根据来文所述,原约定在若干年后无条件交给原租用人所有,今后则应交给国家所有。以上意见只是按照来文所列情况而提出的,因来文比较简单,希你院根据具体情况,斟酌答复。
1957年7月23日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57)法研字第5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据我省民政厅转来九江市房地产管理局请求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查我市公有土地租赁,在解放前反动统治时期,曾有租用人享有永租土地的权利(解放后,53年以前我们也继续给予永租权,但没有明文规定)。原永租人在地上所建房屋,抗战时被日寇拆毁,抗战胜利后,永租人把土地转租给第三者建屋,每月收取超过了公地租金的地租,并立约规定,在几年后房屋无条件交给永租人所有,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根据现行政策法律,“永租权”是否继续有效?永租人是否有权利把公家土地转租第三人?”
请予核示。
1957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