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独立诌议 ——以行政审判为视角

黄卫


　　摘要：今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二十周年纪念日，《行政诉讼法》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民与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民告官”变成了现实，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精神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大的价值取向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形成了一种压力，迫使自己学法、懂法和依法行政，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也确实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却没有使司法与行政很好地良性互动。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审判独立处处受阻，严重阻碍着司法独立的实现，制约着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发展。“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作为一句法学名言，它深刻地揭示出司法独立的内在价值。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标志，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本文中，笔者从行政审判的视角出发，着力分析我国现存行政审判体制对我国行政审判独立的影响，并力求探索出一条更符合法治理念的行政审判之路。
　　关键词：审判独立 行政审判 制度构想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历史沿革
　　行政审判作为我国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审判”制度。但与另两种审判不同的是，行政审判的产生远远落后于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我国的行政审判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细的不断完善的道路。刑事审判、民事审判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通过部落习俗，采取“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的方式解决成员间的纠纷，进入到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统治者意识到，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于是就设立了中央审判机构，当时的中央审判长官称为“司寇”。以后各朝都设立了这种审判机构，只是称谓不同罢了，在秦汉时期称为“廷尉”，在南北朝时期称为“大理寺卿”，在明清时期称为“三法司”。而行政审判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行政法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行政审判。纵观中国法制史，我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弊端就是司法行政合一，行政机关兼行司法权，忽视程序正义。在司法审判中，地方各级衙门的司法审判权力，不过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或附属，且审判中受其他机构干涉，皇权至高无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么去行使行政审判？而且为了案件的妥善解决，可以运用一切手段，刑讯逼供不可避免，又怎么让老百姓去行使行政诉讼权利？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门户顿开”，社会形势日趋月异，各种西方思想包括法律文化不断输入中国，且逐步被接受和认可，这就迫使当时的清政府进行改革。清末司法改革改变了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司法行政合一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开启了中国的法律近代化的历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法律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全方位的近代化，行政诉讼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行的《法院编制法》中，其第二条规定：“审判衙门掌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但其关于军法或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当时的清政府也明确暗示要成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 但因清政府的迅速灭亡，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行政审判衙门也未能建立起来，但无可置疑，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确立了在普通审判衙门之外单独设立行政审判衙门的二元制模式。虽然清末法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对推动我国的法制进程也不无意义，它改革了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试图通过理性化的诉讼程序，确保公正的审判结果。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改革也只能是“瓮中捉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也未能立即建立起行政审判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创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制度，制定并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 ，但是当时对行政法制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并没有把它与民主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当时所建立的行政法制是不完善的，同时由于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党政不分的问题，公民尚不能到法院去控告政府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使政府机关作为被告和公民一道接受法院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审理和裁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处于被冷落、被遗忘的境地，其作用基本上为政策和行政命令所取代。 只有在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下，行政法才能不断发展、兴盛，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走向了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规定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制度开始实行。此后，经过各种曲折，于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我国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正式确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逐渐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也确立了合法性、合理性、比例原则、自由裁量等行政原则。从此我国的行政审判步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综上，我国的行政审判比民事审判、刑事审判起步晚了几千年之久，但我国的行政审判发展迅速，作用明显。公民可以与政府机关对簿公堂，平等地与之明辨是非，政府机关的行为如果确实违法，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要向公民赔礼道歉，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种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无论是对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还是对于从各种渠道获知相关信息的公民，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法治教育，极大的增强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而且行政案件受案数量逐年递增，1988年8月25日，我国出现了一例也是发生在温州的我国首例“民告官”案件，而去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理行政案件12.1万件，同比上升10.5% 。尽管各级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以及“民告官”的胜诉率都在逐年递增，但这并不能掩盖我国行政审判工作中的种种不足：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认识还不高，重视还不够；诉权保护不力、“告状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少数案件办案质量和效率还不高；行政争议日趋复杂化，行政审判的难度加大；行政审判力量和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司法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笔者认为，所有的这些都不同程度折射出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审判独立问题。下文中，笔者将着重分析此问题，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审判独立的内涵作简要概述。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了某一事物之后，我们才能分析某一事物，了解某一事物的内在价值。
　　二、审判独立的内涵
　　审判独立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前沿和难点问题，从字面上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认定、裁决的诉讼活动，独立是指不受干涉、自由。顾名思义，审判独立就是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不受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审判作为我国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同样要求审判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与我国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有利于我国行政审判工作的进行。
在学理上，审判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法院内部，则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针对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的争论， 笔者想要阐述的是：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对法官独立予以确认，但不可否认，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基础，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是通过法官来完成的，没有法官的参与就没有法院的审判，如果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受到干扰，审判活动就会无法进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无法实现。因此，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相互依存的，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官独立则是法院独立的最终表现。笔者这里说的审判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我们的审判权应该受监督，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监督的主体笔者认为不应该包括政党、人大。
　　三、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现实困境
　　前文中已经述及，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还不长，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还不尽如人意，开展行政审判工作还存在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利益的现象不可避免，但来自各方的干涉，特别是被告行政机关的非法干预还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妨害诉讼、藐视法庭、该立案不立案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制约着行政审判的进行，妨碍着审判独立的实现。概言之，我国行政审判独立目前还有以下四大问题亟待解决。
　　1、行政审判权遭遇外部压力——地方保护。法作为一种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只有将抽象的行为模式转化为人们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因素阻碍着法的功能的发挥，因而不能产生立法者希望通过进行法律规制所达到的结果。由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司法属地化和地方利益的存在，在中国现实地客观地存在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对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受案条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法的制定与法的实现永远是一对矛盾体。由于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涉及行政机关的切身利益，有的地方规定，受理行政案件要经党委、人大、政府批准，还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行政案件的受理要由政法委讨论决定。 即使受理了，有些地方法院也怕得罪行政机关而不愿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经常向行政机关请示，无视审判的独立性。有的地方，党委、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对法院受案范围加以限制，再加上我国目前法院的行政化色彩，致使有的地方法院对该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特别是当被告是县级政府的时候，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办案法官普遍存在一定心理压力，不敢大胆行使行政审判权。似乎是立法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法真正得到实现，发挥法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作用。立法者在法的层面上力图解决这一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中规定，当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来审理该案件。但殊不知，纵使由中级法院来审理该案件也无从打破地方保护干扰。地方保护已经严重影响着行政审判的独立行使，法院成为维护本级地方政府的有力武器。
　　2、行政审判权遭遇内部压力——法院行政化。早在17世纪洛克就提出了三权理论，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总结前人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审判权是一种司法权，在我国却没有摆脱行政的笼罩。法院设置行政化、法院管理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的管理模式采用行政管理模式，并套用相应的行政级别，按层分级管理。法官需要向庭长、院长汇报案件，案件处理结果最终也要通过庭长、院长的签发，如果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不同的观点，有权不予签发并可要求合议庭重新合议，在事实上出现了“一把手负责制”，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严重妨碍着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特别是在行政审判中，法官的审判权本就遭遇行政机关的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压力，行政审判的难度可想而知。
　　3、行政审判权遭遇自身压力——法院地方化。行政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适用调解的仅仅是行政赔偿案件。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却是一种常用的审判方式，法官们也积极采用协调方式动员当事人撤诉或者违法调解，偏袒行政机关，这种与法律背道而驰的做法实在是一种“难言之隐”。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由地方党委提名，提交同级人大举手表决，副院长以下的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种任免方式无疑弱化了法官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非国家的法官，最终导致法官效忠于地方。与此同时，由于各级人民法院的各项经费保障受制于各级政府，如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法院的办公经费等等，均要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预、决算，统一由各级政府调配使用。各级法院的人事劳动权也掌握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手中，一个法院如要想加强队伍建设，需录用相关工作人员，没有编制显然是不行的，而各级政府的编委按照相关规定不给法院编制，法院显然不能违规录用相关工作人员。正是由于行政审判一方当事人地位的特殊性，对法官们的干扰很大，使得法官们倍感压力，因为法官们也是普通的人，同样也会有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样需要养家糊口。所有的这些因素让法官们“后退无路”，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这就很难保证法官们不会为了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而牺牲法律赋予的独立审判权。失去了独立的审判权，司法的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而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的基准是某种利益配置；公正的基本公式是成比例平等。公平和平等在一定范围内含义是相同的。” 失去了公正的司法又怎能使人信服？人民群众就会认为这样的审判实际是“官官相护”，愚弄百姓，就会对行政诉讼失去信心，行政审判工作的发展就会裹足不前，行政法治的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4、行政审判遭遇立法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尽管我国《宪法》也对审判独立作了明确的规定，但都很粗矿，在排除干涉的主体上都有缺漏，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这就为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干预司法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特别是在行政审判中，这种干扰性就更强了。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行政官员所占比例通常都在60%以上，这种身份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蜕变成贯彻行政意图的机构。行政审判体制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当政府及其行政长官想对行政审判权进行干预时，也可以通过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将行政干预隐藏于人大监督之中，给行政干预行政审判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另外，行政审判实践中，时常有地方行政长官借地方党委对行政审判活动实施领导之名，行干预行政审判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这显然不利于公民的诉权保护。换个角度就是说，法律认可行政机关可以违法，可以“适度”侵犯公民的权利，但审判实践中，显然这个“适度”囊括了很多复杂多样的可变更行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又是阶级的产物，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法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似乎我国的行政立法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知为何原因？
　　虽然行政审判对保障依法行政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着非常重大、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民主法治建设的今天日益彰显。但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通篇未提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庭。《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庭设庭长、副庭长。”《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不知道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是立法者的忽视，不得不让人产生各种联想，行政审判似乎是名不正言不顺。
　　四、保障行政审判独立的对策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历程中，要进一步明确行政审判的发展方向，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工夫：
　　1、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法的实施离不开人的作用，作为审判权之一的行政审判权，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每个法官个人的作用。要改善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就必须首先提高我国行政审判队伍的素质。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至上”为工作原则，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人民法官为人民的根本思想，开展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加强对法官道德素质的培养，加强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行政审判干部达到政治坚定、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道德高尚。
　　2、加强对妨碍行政审判行为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行政审判的特殊性，对非法干涉行政审判的，笔者认为应该增加一项，对行政机关干扰人民法院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做出处罚。从法的层面上制止行政审判中的不当干涉，给行政审判的独立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3、改革人民法院的管理体制。改革人民法院现行管理体制的原则就是实行司法独立，要真正实行司法独立就必须建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的保障救济机制。首先，人民法院在机构设置上必须与行政机关保持独立，同时在处理行政事务方面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次，应该借鉴外国比较成功的经验，实行法官任用制、终身制、高薪制、惩戒制。针对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各种困扰，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设置行政法院。如前所述，行政审判在我国的干扰性很大，笔者认为，要实现行政审判中的审判独立，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建立隶属于司法系统的专门行政法院，我国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成功运行都给我国设置专门的行政法院提供了宝贵经验。在组织系统，可以设置为最高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中级行政法院，这里不设置基层行政法院，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行政审判的干扰性，保证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在组织权限上，行政法院的法官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不受行政机关意志左右，只服从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实现行政法治。
　　4、改革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体制。《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简称三五改革纲要）明确提出，改革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费用正常增长机制，制定完善各类业务装备配备标准，规范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保障，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这些改革措施，必然建立新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促使人民法院工作快速发展、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三五改革纲要只是笼统的谈了改革方案，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法院经费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但这种经费不是全部由中央财政支出，因为要中央财政承担全国各级法院的经费，无疑会增加中央财政的紧张，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笔者认为，可以由中央财政负担30%，地方财政负担70%，但地方负担的费用必须统一交付中央财政，再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各级人民法院。这样一来就解开了人民法院的经济枷锁，让人民法官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办案子了。

参考文献：
1.陆文前：《清末司法改革与中国法律近代化》，载《江汉论坛》2003第8期。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王胜俊，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4.王胜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开创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9期。
5.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之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6.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99-100页。
8.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黄卫
农业部 财政部等


关于印发《关于2007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和2008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农经发[200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办、委）、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法制办、教育厅（教委、教育局）、新闻出版局：
　　根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要求，现印发《关于2007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和2008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2007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积极采取新措施，在农民负担综合和专项治理、加大违规违纪行为查处力度、规范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探索建立农民负担监管长效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但从各地反映和全国农民负担检查的情况看，2007年农民承担的费用在税改后首次增加，一些地方涉农乱收费和各种摊派集资等现象出现反弹，部分基层干部的减负意识出现淡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减轻农民负担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第一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刻认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重点治理，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切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附件：《关于2007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和2008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农　业　部　　国务院纠风办
　 　财　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法制办　教　育　部
　 　新闻出版总署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关于2007年农民负担检查情况和2008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的安排，2007年11月，联席会议6部门组成4个检查组，对江苏、安徽、广西、四川四省（区）农民负担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以暗访为主，随机抽查了27个县的140个村、500多个农户、20所农村中小学校。检查结果表明，四省（区）积极采取措施，狠抓各项政策和制度落实，减负工作取得新进展。但也有一些地方执行政策不到位，涉农项目多收费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向农民和村集体等摊派集资现象有所抬头，农民承担的不合理费用有所增加，农民负担显露反弹苗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四省（区）减轻农民负担主要工作及成效
　　2007年，四省（区）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工作力度，深入贯彻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和减负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治理农民反映突出的问题，继续把减负工作引向深入。
　　（一）采取措施，深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四省（区）对农业的补贴均有增加，农村中小学杂费全面免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继续扩大，农村低保制度全面推行。江苏省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达到23.28亿元,其中省财政追加安排1.14亿元。安徽省2007年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省财政安排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8.3亿元，该省农民对惠农政策执行情况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达到99.5%。
　　（二）重点治理，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四川、安徽、广西三省（区）对农民反映较多的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四川省对涉及生猪饲养、屠宰、销售环节的收费进行清理，取消了8项收费，停止收取集贸市场管理费，降低8项收费标准，使每头生猪生产与流通成本降低了18.9元。安徽省对农民反映强烈的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建房、计划生育、身份证办理、农机监理、报刊订阅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对顶风违纪乱收费问题按有关规定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逐项清退，减轻农民负担3636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积极组织开展生猪屠宰、身份证办理、进城务工等方面乱收费的专项治理，共查处案件180余起，减轻农民负担875万元。
　　（三）因地制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一是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江苏省制定了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实施意见，并安排70多万元，对苏中、苏北8市900多个乡镇的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以市为单位集中进行一事一议等减负政策专题培训。安徽省选择部分乡镇，积极开展了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试点。二是严格落实涉农收费审核制度。安徽省统一规范了农村中小学、计划生育、农机监理等涉农收费，有效扭转了过去涉农收费政出多门、项目繁多、管理混乱的局面。广西壮族自治区对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进行统一审核，废止4件规章、39件收费文件，取消67项收费，从源头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三是坚持农民负担动态监测制度。江苏省苏中、苏北８市设立农民负担动态监测点，县（市）选派监测员，确定监测户，将监督关口前移。安徽省、市、县三级分别设立了农民负担监测点，一些地方聘请了农民负担监督员。
　　（四）适应新形势，强化农民负担检查监督。四省（区）分别组织了农民负担检查，并对问题进行深入整改。安徽省每年组织两次全省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回访、反馈等方式督促整改。2007年，该省减负办处理农民负担信访83件（次），做到了农民信访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反馈。江苏省在各市、县自查和抽查的基础上，由各市的市委农工办和农林局负责人带队，分赴各地进行互查。徐州、连云港和盐城每年定期组织1-2次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对农民反映问题较多的镇村和部门实施跟踪检查。2007年徐州市等地有14名干部因涉农负担违规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这次检查发现的农民负担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涉农乱收费乱罚款仍然存在。一是四省（区）不同程度存在农民建房收费项目杂、罚款重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有３个县将城镇建房收费向农村扩展，有的县农户建房要向县有关部门交纳私人住宅楼工程资料费、教育附加费、白蚁防治费等９项费用，共计8500多元。安徽省有的农户在村规划区内建房,镇国土所每间房收取3000元。江苏省有的农户建房，被镇有关机构收取100元的建筑管理费。二是部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仍存在乱收费现象。按照规定，2009年春季学期以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只能向学生收取作业本费和寄宿生住宿费，但一些地方仍收取其他费用。江苏省有的农村中学2007年秋季开学要求学生交试卷费20元、饮水费30元、水电费50元、保险费40元。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农村中小学仍在强制征订教辅材料和要求学生交纳保险费。三是畜禽防疫、户籍管理、结婚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等方面的乱收费或搭车收费问题也比较突出。
　　（二）部分地区农业水费负担重。四省（区）末级渠系缺乏基本的计量设施，农业用水难以实行计量收费，普遍按灌溉面积平摊水费，个别地方不用水也要平摊水费。一些地区计收农业水费时还搭车收取其他不合理费用，加重了农民负担。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的村农业水费达70元/亩。四川省有的县农业灌溉水费高达130元/亩。同时，一些地区还承担公益性排涝费用。安徽省巢湖有的县向农民收取水费（主要是排涝费）1045.2万元，15.5元／亩；万亩以上的大圩排涝电费213.6万，3.16元／亩。该省有的县多年来每年向农民收取排涝费516万元，11.9元／亩, 用于排涝站人员工资、电费和维修费。
　　（三）部分地区农村公路建设摊派集资问题突出。一是数额大。四川省有的地方修建通乡公路向农民集资每人30-60元；修建通村公路向农民集资每人一、二百元。二是方式多。安徽省一些地方突破一事一议范围，采取“一路一议”、“推磨转圈”等方式或以修路理事会、铺路协会等名义摊派集资修建通村公路，农民人均少则50元至80元，多则180元至200元。
　　（四）村集体承担许多不合理费用。一是超限额承担订阅报刊费用。四川省有两个村2007年订阅报刊费用均为1175元，超出限额375元。安徽省有的村2007年订阅报刊费用达到1437元，超出限额637元。二是有关单位向村集体转嫁负担。江苏省有的村集体每年要承担计划生育、征兵方面的费用5000多元。安徽省有的村集体2007年要承担修建小学水泥路费用，还有的村集体要承担参军青年的优抚费。
　　（五）农民补贴补偿款被抵扣截留。一是抵扣惠农补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3个村未经农户同意，将农资综合直补直接抵扣作为合作医疗费用。安徽省有的村为修建通村水泥路,直接从农民粮食直补中抵扣11万元，农户意见较大。二是截留农民征地补偿款。四川省有的县前几年修建公路占用村集体的耕地，被占地村民不仅未得到征地补偿款，而且部分农田因修路还被截断了灌溉系统。检查组所到的江苏省两个村都存在征地补偿款被截留或补偿标准低等问题。
　　产生上述农民负担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农业税废除后,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农民“零负担”的模糊认识。因此,以近几年农民既增收又得补贴为由,让农民出钱办事的现象多了起来，减负意识、工作机构和监管机制都有所弱化。二是随着通村公路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县资金配套压力加大，许多地方将投资缺口向农民分摊。三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不到位，收费、罚款和有偿服务养人、养事问题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负担最终落到村集体和农民头上。
　　三、2008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继续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意义重大，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部署，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重点，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切实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一）狠抓涉农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重点治理。
　　一是继续强化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对部分农民负担较重、问题较多的县（市），实行检查、整改、立制全程监督，通过以省为主、省部联合治理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既要切实解决农民反映突出的问题，也要探索建立新的农民负担监管制度。积极推进大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切实减轻这些地区农民堤防维护、排渍排涝等方面的负担。
　　二是深入开展对重点领域的专项治理。今年要集中抓好三方面的专项治理：1.治理农民建房多收乱罚问题。对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除按规定收取证照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行政事业性费用，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接受服务并收取费用。2.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学校只能按规定收取作业本费、寄宿生住宿费，严禁再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3.治理向农民专业合作社乱收费。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得收费，严禁登记搭车或变相收取其他费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不得向成员乱收费。各地也要根据当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治理重点，由省级减轻农民负担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加强督导，务求实效。
　　（二）解决农业用水负担过重问题。
　　一是清理整顿和规范末级渠系水费收取秩序，完善农业用水价格机制，逐步推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和面向农民的终端水价制度，依法查处农业水费计收中乱摊派、搭车收费等违法行为。
　　二是推进减轻农民水费负担综合改革试点，明确政府与农民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责任，加大灌区节水改造力度、改善末级渠系供水条件，不断推进水管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农田水利投入和鼓励农民节水的新机制。
　　（三）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一是各地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农业部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7]4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实施意见，明确本省（区、市）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政策界限、限额标准和分摊办法等。要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既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出资出劳建设村内道路、农田水利等公益事业，也要防止将一事一议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
　　二是切实解决修建通村公路向农民摊派集资问题。按照《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规定，筹资筹劳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修建通村公路。要划清修建通村公路与村内道路投资的界限，明确通村公路投入应由各级政府分别负责。修建通村公路要坚持量力而行原则，根据地方财力安排建设，禁止向农民或村集体摊派集资或变相摊派集资。对修建通村、通乡公路向农民或村集体摊派集资等违规违纪行为要进行严厉查处。
　　三是积极组织实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财政奖补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进，探索建立以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筹补结合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
　　（四）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管制度法规。
　　要从今年开始重点建立健全“五项制度”：
　　一是涉及农民负担收费文件“审核制”。省、市、县三级要定期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文件进行清理，梳理和规范向农民的收费项目、范围、标准等。各省（区、市）减负机构要及时将清理情况汇总上报国务院减负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是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要创新公示形式，适时更新公示内容，确保公示效果。国家对农民的粮食直补等补贴补偿政策及兑付情况也要予以公示，并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
　　三是农村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阅报刊，必须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严禁摊派发行，不得超出或变相超出限额标准。对摊派发行单位，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四是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农民负担监督卡要充实涉农价格、收费等政策内容，及时发放到户。
　　五是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纪律追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进行通报的制度。
　　为依法规范和监管农民负担，今年要继续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修订的基础工作，加快工作步伐。
　　（五）加大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力度。
　　一是强化对农民反复上访、长期难以解决的重点问题的督办。今年要重点督办查处修路强行向农民摊派集资、变换形式向农民乱收费和平调、挪用农民补贴补偿款等３类问题。各地要畅通信访渠道，做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
　　二是加强农民负担检查。各地要至少开展一次农民负担检查，并形成检查情况通报制度。检查要以暗访为主，直接深入乡村了解情况，提高检查质量，并采取多种方式督促整改，推动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的落实。
　　（六）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继续坚持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工作制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强化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整体合力不减弱；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考核制度，将减轻农民负担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确保减负工作的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不缺位；稳定和加强各级减负机构队伍建设，确保减负工作机构监管职能不削弱。各地要认真总结减负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澄清和消除对农民负担的模糊认识，始终绷紧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弦，坚持不懈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